◆ 【專家之眼】從內捲到全職兒女 大陸青年為何愈來愈難？（初一）
◆ 【專家之眼】黃仁勳的桃色風暴 揭開AI霸權的國安危機
◆ 【專家之眼】誰被控像「鴨子」 還須證明自己不是？
【專家之眼】從內捲到全職兒女 大陸青年為何愈來愈難？
2026-11-09 17:34 聯合報／ 黃健群／工業總會大陸處處長
中國大陸青年失業率未見有效緩和，就業面臨不確定性。路透
中共國務院十月廿三日公布「關於適應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助力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的意見」，提出探索「失業緩衝期」，讓受AI 影響的勞工有時間培訓、轉職。這項安排仍屬探索，反映官方開始把技術替代造成的就業衝擊納入考量。北京為何在加快發展人工智慧之際，開始考慮失業風險？答案還得從青年求職困難談起。
九月，十六至廿四歲城鎮青年失業率達百分之十八（不含在校生），廿五至廿九歲為百分之七點四，卅至五十九歲則為百分之三點九。今年前九月城鎮新增就業一,○五二萬人，顯示市場仍有工作機會；但預估一,二七○萬名大學畢業生陸續投入職場，青年面臨的競爭仍相當激烈。
棘手之處是企業需要的人才已經改變。AI、半導體、機器人與智慧製造擴張，工程研發、軟體及設備維護人才需求增加，企業更看重實作經驗。部分科系課程更新速度趕不上產業變化，學生畢業後才發現所學難以直接派上用場；企業缺人、青年待業，正是學用落差的具體表現。學用落差尤其影響沒有工作經驗的畢業生，他們缺少累積實務能力的第一個機會。
這項矛盾又受到經濟Ｋ型分化影響。今年前三季GDP 成長百分之四點六，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成長百分之十四點三，工業機器人產量增加百分之廿九點一；相較之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增百分之一點一，民間投資下降百分之十點四，房地產開發投資衰退百分之廿點六。新興產業向上，傳統產業及房地產相關工作卻持續承壓。
高科技製造依賴設備與專業人才，產值成長所增加的職缺相對有限；營建、房仲受房市低迷拖累，餐飲、零售則因消費疲弱而縮減招募。新職位集中在部分城市，求職者還得考慮房租、交通與生活成本，轉職的時間成本也隨之提高。對不少畢業生而言，難處在於找不到能發揮所長、待遇又足以負擔生活的工作。
這些處境也寫進了青年流行語。「孔乙己的長衫」說的是苦讀多年，仍找不到與學歷相稱的工作。有人繼續考研、考公務員；有人降低待遇期待，投入被戲稱為就業新「鐵人三項」的外賣、快遞、網約車。這些被官方稱為「靈活就業」的工作，雖提供謀生機會，但工時長、保障不足，生活仍難安定。
另一種選擇是當「全職兒女」。部分青年暫時返家，分擔家務、照顧長輩，同時準備考試或繼續求職。家庭雖提供暫時的依靠，卻也凸顯經濟條件的差異：父母有積蓄，子女便能從容尋找合適工作；家境較拮据者，則須儘快就業以維持生計。同樣面臨求職困難，家庭資源的多寡，也影響年輕人選擇工作的空間。
「捲又捲不動，躺又躺不平」，道出競爭激烈、回報有限的無奈；「上進不如上香，求人不如求佛」，則帶著對前途的自嘲。收入與工作缺乏保障，讓部分人成了「四不青年」－不戀愛、不結婚、不買房、不生子。近期網路流行的「純過日子」、「食慾在線，物慾下線」，則反映年輕人減少非必要開支、降低物質期待，先把眼前生活安頓好的心態。
青年縮減消費，商家面對需求不足，也更不敢增聘。AI 的普及又讓客服、文書及初階分析工作面臨調整，新增技術職位卻要求不同能力。政策提出「失業緩衝期」，是希望讓勞工及早準備；企業是否投入培訓、大學與職訓能否培養產業需要的人才，才是決定轉職能否順利的關鍵。
地區差異讓問題更難處理。民國一一五年（二○二六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指出，民國一一四年（二○二五）屆本科畢業生有六成三在地級及以下城市就業，四成二認為課程內容不實用或陳舊。年輕人跨地求職要負擔住宿與生活成本，地方政府推動就業媒合、技能訓練，也受財政與產業條件限制。單靠增加職訓名額，解決不了當地缺乏合適職位的問題。
中國大陸青年就業的難題，已從過去的職缺不足，延伸到產業需求與人才培養難以銜接。北京既要發展新質生產力，也得面對每年上千萬名畢業生、傳統產業轉職與平台勞工的生計。高科技可以帶動產值，吸納大量就業仍須仰賴民營企業與服務業。若產業升級無法帶來更多有合理收入的工作，「內捲」與「全職兒女」所反映的焦慮，仍將是北京必須面對的長期治理考驗。
【專家之眼】黃仁勳的桃色風暴 揭開AI 霸權的國安危機
2026-11-09 10:10 聯合報／ 張瑞雄／台北商業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美輝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勳承認婚外情，對象是美國情報機構懷疑替中國從事情報工作的女性。他向妻子、家人及員工公開道歉，輝達董事會宣布成立獨立調查小組。圖／ 截自 X / Pirat_Nation
11月8日，全球AI 產業傳出震撼消息。輝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勳承認婚外情，對象竟是美國情報機構懷疑替中國從事情報工作的女性。他向妻子、家人及員工公開道歉，輝達董事會隨即宣布成立獨立調查小組。這位AI 時代最具影響力的企業領袖，如今陷入個人誠信、企業治理與國家安全交織的風暴。
事件女主角Alice Huang 曾任新加坡Megaspeed 公司高階主管，該公司是輝達的重要客戶，過去兩年採購數十億美元的晶片。美國情報機構認為她與中國國家安全部有關，Megaspeed 也因涉嫌協助中國取得受出口管制的先進晶片而受到調查。
黃仁勳承認婚外情，不代表他知道對方的情報身分，也不能據此認定他洩漏商業機密。輝達董事會強調，目前沒有理由相信國家安全或公司機密受到損害。這些界線必須說清楚，避免輿論審判取代事實調查，但事件已暴露科技巨頭面對情報滲透時可能存在的重大漏洞。
私人關係成為情報破口
傳統間諜電影經常出現美色誘惑的情節，現實世界的情報工作更加複雜。商業合作、私人友誼、投資機會，甚至長期建立的信任關係，都可能成為接近企業核心人物的途徑。情報人員未必需要直接取得機密文件，透過日常交談，也可能掌握產品開發方向、供應鏈安排與高層決策習慣。
黃仁勳的特殊地位，使這起事件格外敏感。輝達掌握全球AI 運算的重要技術，產品供應牽動美中科技競爭。美國限制先進AI 晶片出口中國，輝達卻需要維持龐大的亞洲市場。企業追求營收與政府維護國安之間，早已存在難以迴避的矛盾。
企業不能只靠英雄領導
黃仁勳長期被視為輝達成功的靈魂人物，從繪圖晶片跨入AI 運算，他展現卓越的技術眼光與商業判斷。但當一家市值超過四兆美元的企業過度依賴單一領袖，領袖的個人風險就可能成為整家公司的系統性風險。
企業董事會除了監督財務績效，也有責任防範利益衝突、資訊外洩及高階主管遭到不當影響。即使執行長是創辦人，也不能享有特殊豁免。輝達此次由獨立董事與外部律師進行調查，方向正確，但調查能否真正獨立，仍有待觀察。
輝達宣布調查時，同時表達對黃仁勳領導能力的信任。這可以穩定投資人信心，卻可能讓外界質疑董事會是否已經預設結論。調查必須釐清敏感資訊是否曾被接觸、客戶交易有無受到不當影響，以及公司內部是否有人忽略警訊。
科技競爭已無單純的商業交易
美中科技競爭正在改變全球企業的經營環境，先進半導體、AI 模型、資料中心及關鍵基礎設施，都被納入國家安全考量。企業高階主管過去認為理所當然的國際交往，如今可能涉及情報風險與出口管制。
台灣尤其應該警惕。半導體產業位居全球供應鏈核心，企業主管頻繁接觸海外客戶、政府官員及技術合作夥伴。資訊安全不能只依賴防火牆、加密技術與員工保密協定。高階主管的利益衝突申報、客戶背景審查，以及異常資訊接觸的監督機制，都需要建立明確制度。
道歉之後，還有更大的責任
黃仁勳坦承傷害家人，也表示願意配合調查。承認錯誤值得肯定，但個人道歉無法代替企業治理，也不能成為國安疑慮的句點。外界應尊重他的家人隱私，同時要求公司交代與公共利益有關的事實。
這場風暴值得深思的，是科技產業對明星執行長的過度崇拜。當企業領袖被塑造成無所不能的英雄，社會容易忽略制度監督的重要性。再卓越的企業家都有弱點，再成功的公司也可能因為一段私人關係而承受巨大風險。
黃仁勳能否度過危機，取決於調查結果及後續行動。對全球AI 產業而言，這起事件已經敲響警鐘。晶片可以持續升級，算力可以不斷增加，但企業信任一旦受損，修復的代價可能遠超過任何技術投資。AI 時代需要傑出的領導者，也需要能夠約束領導者的制度。沒有這道防線，再強大的科技帝國都可能留下難以預料的破口。
【專家之眼】誰被控像「鴨子」 還須證明自己不是？
2026-11-09 06:03 聯合報／ 楊穎超／銘傳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民進黨發言人林楚茵表示，中國介選並非空穴來風，在野黨不僅未正視危機，還持續阻擋國安修法。聯合報系資料照
立法院長韓國瑜前日談選舉時，呼籲司法檢調人員堅守專業與獨立，要保持「高貴的靈魂」。他說，司法應依證據與法律辦事，維護程序正義，不應讓人民產生司法介入政治的疑慮，更不能成為政治攻防工具。韓的論點相當熟悉，畢竟那是過去某些人未掌權時，用來批評執政者的說法。國會議長重提此事，似乎意味著台灣民主化多年，仍然回到原點。
這次選舉，除了查賄外，檢調大舉出動，就是為了中共介選議題。理論上，台灣位居戰略要衝，各方勢力想要介選，是合理推測；然在某些候選人曾受他國資助的前提下，仍多只討論中共，可見一邊設定議題能力之強。國安局言之鑿鑿地稱根據情資，約在選前三周，中共會請航空公司提供廉價機票。這是明顯不易受內部操弄的介選訊號，是否真有？大家可以核實一下。
國安局才在十月底大動作公布中共介選的六大主要樣態，宣稱已關注列管近百起案件，希望趕在選前移送司法機關偵辦，本月初就看到執政各方鳴槍起跑，抹紅在野陣營，並巧合地熱炒臧幼俠、高金素梅等案；綠委也趁勢反駁中共國台辦否認介選的說詞，羅列諸多司法案件，企圖坐實論點。然而，仔細檢視這些已被綠委精挑細選、甚至定讞的判決，便會發現諸多荒謬且值得深思的司法現實。
首先，綠委所舉出的已判決定讞首案，非但無法支撐其論點，反而可能變為「中共未介選」的證據。因為根據該案判決書所載，當事人任職的大陸某協會，曾向會務指導單位－地方省市台辦申請補助，準備用以資助台人返鄉投票的機票費；然判決書清楚載明，台辦未應其所請。因此，法官最終未以國安法等罪名定罪；至於論罪陳述，則顯示檢調專注於拼湊對當事人不利的訊息，未查有利說法，具有爭議。既無中共官方資金到位的實證，卻將其包裝成中共介選，顯然是偷換概念、灌水充數。
其次，其餘被拿來大作文章的案件，除一件外，涉案人在涉及「反滲透法」等國安相關罪嫌部分，一審多獲判無罪，直到二審才被翻案。此種現象頻繁出現，就會讓人聯想起台灣民間對政治性司法的戲謔俗諺：「一審重判、二審減半、三審豬腳麵線」，只是因執政者立場，邏輯才被顛倒過來。近年每逢選舉便雷厲風行、大張旗鼓起訴的「共諜」與「介選」案，往往在基層法院的證據檢驗下原形畢露。
這類國安案件之所以常在一審遭判無罪，根本病灶在於「舉證不足」，讓人懷疑是依政治風向辦案。從上述綠委所引案例中，對照執政高層的評論與司法判決書，也可看得清楚。
陸委會官員曾在公開評論相關案件時，搬出美國司法界所謂的「鴨子理論」－如果你長得像鴨子，叫聲像鴨子，走路像鴨子，那就推定你是鴨子，除非你能證明自己不是。檢察官在相關案件中推論，只要當事人與大陸人士有金錢往來，就認定必然是中共介選的資金鏈；該官員也表示，二審法官認為該案大陸人士與當事人有金錢往來，是間諜才會有的行為，除非當事人能證明他們不是。
把獵巫當成辦案準則，恰恰是踐踏現代刑事訴訟體系。正如其中一案的一審判決書指出：刑事訴訟法第一六一條第一項明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實質舉證責任，倘若所提證據不足以形成有罪之確信，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諭知無罪。無論是直接或間接證據，都必須達到「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的確信程度；只要仍存在合理懷疑，即難以定罪。
檢討個案之外，今年初立法院就已指出，「反滲透法」上路六年，檢調單位共偵查五八三人、起訴一二七人，當時判決確定有罪者五人。朝野立委質疑高起訴率、低定罪率的狀況，在場的法務部參事解釋原因有二：證據蒐集不易、法規適用。既然主要是證據蒐集問題，綠委卻只談修法，這是政治鬥爭。而以此檢視臧幼俠、高金素梅等案，就會瞭解韓院長為何如此感嘆。
綜上所述，國安本是大家關心的議題，但為何檢調動作搞到韓院長要感嘆司法介入政治？原因就在於證據力薄弱，執政黨又以抹紅操作獲取政治利益。奉勸掌權者眼光放遠、立場公正，重新讓國安與司法機關專業化。再這樣搞下去，台灣沒有法治、沒有團結，更沒有民主選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