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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報社論／透視漢光四十二號演習聲光秀的背後

◆ 　聯合報黑白集／賴清德只發一萬夠嗎

◆ 　經濟日報社論／台灣不能再做洗產地的沉默共犯

經濟日報社論／台灣不能再做洗產地的沉默共犯

2026-08-19 02:00 　經濟日報／ 社論

台灣不能再做洗產地的沉默共犯。示意圖。圖／AI生成，非新聞當事人、非新聞現場。

白宮貿易與製造政策辦公室日前突然發布一份措辭強硬的報告，指全球逾四十個國家參與一場針對美國的「轉運大騙局」，協助北京將商品改頭換面，繞過美方對中國商品課徵的高額關稅，悄悄流入美國。台灣名列其中，且是被歸類為第一級「多元化大型經濟體」的八個成員之一，與加拿大、日本、南韓、印度、以色列、墨西哥及歐盟並列。這份報告的出爐，距習近平預計回訪華府不過短短六周，是故意還是偶然？

華府不是第一次對轉運議題表達不滿，不過這個報告卻是措辭最嚴厲、點名最直接的一次。報告估計，透過各種轉運管道流入美國的中國商品，規模介於四百億美元至逾三千億美元之間。AI 供應鏈分析公司則估算，民國一一四年至一一五年（2025年二月至2026年二月）這一年間，非法轉運貨物總額約達七百五十億美元，讓美國財政損失高達三百四十億美元的關稅收入。

台灣在此次報告中被歸入第一級，並不是說台灣在轉運規模上最為嚴重，或政府存在主動縱容之嫌。報告措詞相當清楚，第一級國家的問題，在於非法轉運的風險深藏於龐大且多元的合法貿易流之中，難以辨識，最難管控。台灣對美出口量體大，產業結構複雜，確實提供讓中國商品「洗產地」的空間與縫隙。

但「客觀上存在風險」與「主觀上知情縱容」之間的差距，在華府政治裡往往被刻意模糊。對台灣而言，被列入這份點名清單所帶來的政治壓力，遠比技術層面的風險評估更為棘手。台美之間剛於今年二月簽署互惠貿易協議，將台灣適用的關稅率降至15%，台積電（2330）等廠商也大舉赴美投資，正是台美經貿關係相對穩固的時刻。此刻白宮發出這份報告，等於是在台美貿易暖流之中投入一塊冰。

轉運問題的核心並不複雜，當美國對中國商品課徵超過35%的高額關稅，對台灣僅課15%，兩者之間的落差就構成一個強烈的套利誘因。業者只需將中國製品運至台灣，進行最低限度的加工或重新包裝，貼上「台灣製造」的標籤，便能以低得多的稅率進入美國市場。這種操作在法律灰色地帶游走多年，部分是因為「實質轉運」的認定標準本就模糊，部分是因為海關執法資源有限，無法全部全力清查。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報告的後續效應，白宮同步宣布，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正在部署名為「Detective Border」的 AI 系統，利用貨運數據、路線歷史記錄及多維度分析工具，對進口商品的真實產地進行更精準的判定。這代表過去因為人工審查或靠文件造假就能蒙混過關的時代，正在加速終結。

AI 技術介入貿易執法，是一個結構性的轉變，而非單一政策的短期應變。供應鏈透明度要求愈來愈高，產地溯源的技術門檻也愈來愈低。台灣若不主動回應這股趨勢，被動等待美方用 AI 系統挑出問題，屆時面對的將不僅是貿易數字的爭議，更是信用與形象的全面損傷。

面對外界質疑，台灣政府與業界的第一反應往往是強調「台灣本身也是受害者」，中國廠商偷偷利用台灣作為跳板，台灣企業並未主動參與。但不知情不是藉口，台灣若只停在辯解，無法說服華府，也無法解決問題。

真正的難題，在台灣長期處於兩岸貿易敏感地位，與中國供應鏈的連結盤根錯節。許多台灣中小企業與中國廠商存在長期代工、委外或合作關係，貨品移動路徑複雜，並非每筆交易都能清楚界定誰是真正的製造者。這種結構性複雜，給了轉運行為可趁之機，也是台灣必須認真面對的挑戰。

台灣有資格、也有能力在這個議題上扮演不一樣的角色，不要只顧自清、撇清關係，應該主動與美方合作建立更嚴格的稽核標準，讓「台灣製造」的標籤真正代表實質產地，不是一個可以被操弄的貿易符號。這是維護台灣供應鏈信譽的必要之舉，讓台灣能守住自身戰略價值的位置。

白宮這份報告，是一個警告，而不只是罵人的清單。台灣若能聽懂背後的訊號，把它轉化為供應鏈透明化與治理升級的動力，反而能在全球貿易秩序重組過程中，站穩更有利位置。

聯合報黑白集／賴清德只發一萬夠嗎

2026-08-19 00:08 　聯合報／ 黑白集

賴清德總統17日表示，明年將會普發現金一萬元，讓全民共享經濟成長成果。圖／總統府提供

賴總統宣布，明年全民將普發現金一萬元，「AI 紅利，全民共享」。記得在野黨去年提案「還稅於民」普發一萬元，府院黨百般杯葛，雙標嘴臉醜陋無下限。沈伯洋當時曾說，普發現金，是中共「窮台促統」的招數。如今，紅帽子像迴力鏢砸向賴清德，證明沈伯洋是信口開河的說謊家。

普發萬元，並不是賴卓體恤民情。今年五月，藍委就針對美伊戰爭，提案發放「全民支援金」；另提案修預算法，明訂稅收超徵賸餘款還稅於民。賴總統不過是趁選前攔胡，把「功德」留給自己。可笑的是，當時卓榮泰批評在野黨提案「阻礙國家建設」，現在卻好意思撒錢買票，把自己當成「施恩者」。

一萬元，承載太多權力算計；但人民拿這一萬元，卻做不了什麼事。賴清德去年說「買個菜就沒了」，今年光外食費就漲三趴。預估明年第一季累積通膨逾二.五％，到手的錢變得更輕薄。難怪蔣萬安有先見之明，建議發兩萬元，否則豈不是開倒車？

賴總統自詡照顧人民，但矛盾的是，有兩千三百多億元普發現金，卻沒有兩千億兌現十三萬戶社宅政見，選擇跳票。吹噓 AI 紅利，卻要另立特別條例舉債兩千一百億，推動無人機產業。

說穿了，賴卓鬥爭兩年一事無成，只能發錢買票急救政權。但區區一萬元，怎夠救賴清德的無能？

【聯合報黑白集】賴清德只發一萬夠嗎－聯合報 UDN

聯合報社論／透視漢光四十二號演習聲光秀的背後

2026-08-19 00:07 　聯合報／ 社論

「漢光42號演習」第9天，第五作戰區模擬敵軍空機降威脅景況，於中部地區實施「要點守備」演練。聯合報系資料照

漢光四十二號演習上周結束。這是漢光實兵科目延長為十天九夜的第二年，相較去年遭逢丹娜絲風災部分兵力被迫轉投入救災，今年近乎完整走完預定程序；且先在六、七月進行「按表操課」備戰操演，最後才進入「無劇本」正式演習。這幾乎是現今客觀條件下，國軍能進行的最大程度演練。

檢討漢光演習成效，可分成幾層來看。首先，是部隊在演習中暴露什麼問題？其次，國軍作為國安第一線硬實力有哪些問題亟待克服？第三，當下政府的大戰略是否存在盲點？

今年演習，接連出現榴彈砲及戰車逃生門掉落、戰機衝出跑道等意外事故，成為社會議論焦點。這些場景固不能以偏概全，但民眾在街頭目擊的現場，比起國防部刻意安排媒體採訪的宣傳，真實感更強。賴政府企圖用「斷網」把全民拉進戰爭氛圍，但這類粗疏的落漆細節，迅速又把民眾拉回現實，演習聲光秀效果立刻大為減損。

「美國牌」也是今年漢光的宣傳重點。除「美語老師」進入國軍各單位協訓，國防部更刻意為今年編實動員的「後備旅」換上拜登時代美援的 M4A1 步槍，藉此凸顯「美國挺台」印象。M4A1 的製造工藝固佳，但故障率卻常高於國產品。原因是，M4A1 的連發是以子彈爆發的廢氣直接推動槍機，國造步槍則多經一道活塞傳動；美式設計效率更佳，但遇上品質欠佳的國造子彈火藥，管路卻容易積碳故障。這是「美國牌」的副作用。

這也暴露軍備與後勤體系的長期積弱。公發品不好用或不耐用，幾乎是官兵共識；故障與破損部件撥補緩慢，更常導致寧可「供」著應付檢查，而不投入訓練。裝備往往過了「蜜月期」，妥善率就任其低落。例如剛接收成軍的 M1A2T 戰車，在這次「秀好秀滿」；但現役 M60A3 戰車的性能提升案，則遭軍方否決。新裝備三千寵愛於一身，舊裝備任其老化衰退；隨著一代代役男入伍，就把壞印象流傳於社會，成為對國軍負評的溫床。

相較裝備問題，更嚴重的是人力危機。近年漢光都安排中南部單位北上增援科目，可知政經中心的北台灣遭受敵方威脅最大。但北部幾支主戰部隊的編現比也是國軍最低，經常缺員三分之一以上。近年國防部為因應敵情嚴峻大幅提升訓練強度，這一與缺員因素結合，就衍生官兵嚴重過勞，更導致滾雪球式的惡性循環。

在不裁減規模的前提下，挽救國軍人力荒，改善待遇是絕對必要。目前志願役官兵薪資確實不低，但從供需失衡即可見，相對於軍旅生涯的付出，多數年輕人仍認為當兵「薪非所值」。就治本而言，多數軍人都在中壯年退伍，政府必須為其作好生涯規劃；治標方面，立院已修法替志願役加薪，府院卻堅拒編列預算。執政當局鎮日吹噓國防預算創新高，但官兵每月薪資卻顯示國家積欠他們一萬五千元，如何指望凝聚向心力？

近年漢光愈來愈強調國土防衛，安排官兵在城鎮市區演練戰鬥。當戰車駛過熟悉的街頭巷尾，戰爭便不再只是新聞畫面中的抽象名詞，所謂「前線」就是每個人的家園、工作與日常生活。這也提醒官民與朝野：國家安全不能只剩「如何打仗」，更須回答「如何避免戰爭」。

增加國防投資、強化社會韌性，皆有其必要，但必須搭配政治上的風險控管。備戰與避戰從來不是選擇題，而是缺一不可。若只知軍費加碼，卻無法降低兩岸敵意，甚至以炒作仇恨當成政治紅利，把尋求對話汙名為軟弱，只會將國家安全推得更遙遠。

【專家之眼】習近平訪美峰會 豈容華盛頓怠慢（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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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之眼】習近平訪美峰會 豈容華盛頓怠慢

2026-08-19 06:18 　聯合報／ 張競／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預計九月訪美，會晤美國總統川普，這將是川習今年第二次會面。路透

最近曾有媒體報導，中國大陸主管對美事務官員在習近平九月出訪美國前，對於川普政府內部各部會與機構間缺乏協調，致使諸多準備作業無法順利完成極為頭痛。特別是對於高峰對話以及相關協議，整個草擬準備與幕僚作業進程極不理想，更讓北京認為華盛頓高層無法統合內部歧見，在多頭馬車各行其是狀況下，就連最基本禮賓接待規格程序，再加上峰會議題與協議文件都難以敲定確認。

迄至目前為止，北京與華盛頓雙方在習近平預定出訪美國前，仍然就多項經貿議題不斷出招對抗，各種制裁措施毫不相讓，此種對立態度強硬態勢，讓諸多國際政治觀察家與外交評論者，紛紛跌落眼鏡確實相當意外。

此因不論是美國與大陸學界及政壇，原先都篤信北京與華盛頓應該存在高度默契，在習近平啟程前，儘量透過釋放正面信號，塑建有利氛圍，期能運用習近平與川普高峰會，達成有助於期中選舉經貿協議，並藉由此等利多消息，進行政治動員經營選舉票房。

基於目前北京與華盛頓雙方並未依據各方所預期軌跡運行，諸多出身中國大陸流亡海外異議人士，原本就希望習近平出訪遭遇美方冷落對待，甚至期待川普在峰會對話臨時提出談判條件，最後讓習近平受到折辱挫敗，讓其灰頭土臉無功而返，進而影響北京政局發展。

有心攪局者看到此等態勢當然見獵心喜，開始配合雙方前置作業協調不順媒體報導，逐漸釋出各種荒誕傳言，甚至此等網路放話居然離奇到聲稱美國將刻意安排接待禮賓規格大打折扣，以便在氣勢上搶得先機，並順勢獲得談判有利地位。

針對此種流言蜚語，吾人必須認識到，大國領袖峰會向來就是遵循「成交才能成局，成局才能成行」規則運轉。假若當初未曾就雙方互訪期待達成協議基本架構獲得共識，絕對就不可能讓川普在五月出訪北京，並讓習近平在九月回訪之行程安排浮上檯面。

當然配合出訪期間高峰對話所希望達成協議，都要經過承辦幕僚、業務主管以及政務首長逐級協調，並在出訪前就獲得確認。最後在高峰對話時，原則上都是照表操課遵循劇本依序走位，依據雙方協議與講稿發言。誠然就目前看來，可能在枝節條款與文字仍須雙方繼續協商調整，但基本架構應該早就定案。

只要讀過外交史，就會理解古今中外各國接待來使，禮賓過程與規格最能適當展現國家實力，對於外國使節怠慢無禮，甚至堅持讓對方採行其所無法接受禮節規範，最後惹起戰端，確實不乏歷史殷鑑。同樣更有因為使節所攜外交文書遣辭用字不當，最後讓雙方關係破裂，甚至因此交鋒歷史案例。當然更有在禮賓規格過度鋪張，讓來使看破手腳與國力虛實，最後天朝盛世假象破滅，讓外敵輕視入侵血腥史實。

雖然仍有好事之徒，針對美國政府應對習近平來訪禮賓規格與接待水準胡亂臆測。但是說實在話，依據美國身為大國強權，同時中國大陸當前在國際社會國家實力，華盛頓絕對不會在此等基本規範上犯下錯誤，假若在禮賓規格與程序有所怠慢，最後必然是美國政府大失顏面，國際強權絕對不會小鼻子小眼睛，在此種外交禮節去亂搞花樣。

但為何北京與華盛頓雙方針對習近平出訪美國前置作業，整體進程仍會發生協調不順情況，其實真正原因就是在於川普團隊本身結構所存在弱點；川普本身在政務運作上說起來並不尊重體制運作，白宮幕僚群希望藉由挾天子以令諸侯大權獨攬；再加上國務院、商務部與財政部各個部會山頭林立，相互爭權與爭寵，而川普又將統合全局之國安會組織弱化，因此才會讓各方勢力獲得順勢操作空間。

當然此等權力與發言地位爭奪戰亦受到未來政治前景發展影響，特別是有意競逐川普接班人之副總統范斯與國務卿魯比歐，多方較勁明爭暗鬥處處互別苗頭，更讓不重視體制運作之川普政府團隊諸多政務推動過程窒礙難行。再加上川普本身目前已經被中東戰局深陷泥淖搞到焦頭爛額，自然就不會投注太多心力去處理並非當務之急政治議程；因此習近平出訪所涉協議文件，優先順序自然就不會找到插隊機會，所以才讓北京與華盛頓協調時，面對無人積極應對感到相當無奈。

 不過天下事總是船到橋頭自然直，醜媳婦總是要見公婆；以中國大陸當前國際地位，再加上川普選在九月下旬邀請習近平出訪美國，自然就是希望透過峰會對話與協議獲得正面結果，以便有助於期中選舉。因此與其糾結在媒體報導當前雙方協調進程並不理想，毋寧認真思考各項結構性條件，就會看出習近平訪美峰會，豈容華盛頓怠慢之客觀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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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8-19 00:01　聯合報 ／ 季青　季青漫畫

讀家觀點／媒體獵巫：陳幸妤現象

2026-08-19 00:02 　聯合報／ 鄭自隆／政大傳播學院退休教授（台北市）

沉寂近廿年，陳幸妤又躍升媒體焦點，只是媒體設定的框架，以前是負面、現在是正面，陳幸妤現在變成受委屈的好太太，而不是氣急敗壞的陳水扁女兒；政治新聞或社會新聞都是在「獵巫」，廿年前的「巫」是陳幸妤本人，而現在的「巫」變趙建銘。

新聞價值是決定「事件」是否變成「新聞」的重要因素，事件所含新聞價值愈多或愈重，成為新聞的可能性愈高；民國八十九年（二○○○年）陳水扁當選總統後，陳幸妤即被媒體盯上，陳幸妤個性剛烈，記者強勢採訪就會發生衝突，愈衝突愈有報導價值，當年陳幸妤會被媒體「獵巫」，正是具備如下的新聞價值：

顯著性：陳水扁的女兒具備「人」的顯著性；衝突性：只要有採訪就有衝突，有衝突就有畫面，有灑狗血畫面就有收視率；人情趣味：總統女兒發飆，滿足全民偷窺慾，成了集體情緒宣洩。

近日有位曾任職陳水扁時代閣員的女性大學教授，網路貼文替陳幸妤不捨，說：「某姓記者當年如何侵犯陳幸妤隱私，又是如何珍惜馬家千金的隱私，這不只是某姓記者個人的選擇，而是整個泛藍媒體的偏差。」評論公允嗎？

先回應貼文後半段，當年的確很多媒體是國民黨幫兇，故意惡整陳幸妤，任何時代都有媒體面對威權自我矮化與表態，現在打開電視政論節目，聲音不就是一面倒嗎？再比對部分媒體對柯文哲案的報導，不也是這樣？柯案的「小沈一五○○」，檢調翻箱倒櫃，媒體捉風捕影，就是要羅織罪證；但近日的詐騙慈濟律師的「DPP 一○○」，卻被拗成民國一一三年（二○二四年）才出現的名詞「Digital Product Passport」，成了鬼月怪譚，說者臉不紅氣不喘，媒體雲淡風輕，果真船過水無痕。

當年媒體霸凌陳幸妤，是陳幸妤過激反應符合媒體嗜血本質，陳幸妤若反應不那麼大，就失掉報導價值；為什麼不盯馬英九的女兒，一是她們不在台灣，無從騷擾；就如同賴清德的兒孫不在台灣，媒體也無法跟監一樣。

此外還有一項是養成教育的差異，蔣介石時代的外省高官，子弟多的是紈絝荒誕；但蔣經國時代不同，在中央府院黨任用的年輕外省官宦子弟，都有留美背景，這些人的家庭養成教育嚴謹，而且知道端莊品格是基本要求，因此外貌穿著、言行舉止無不戒慎恐懼，不但自律而且律妻律子，馬英九和宋楚瑜就是例子。

馬英九的兩個女兒，幾未曾聽聞負面新聞；宋楚瑜女兒，據說讀大學時出車禍，自己到醫院包紮處理，九○年代宋楚瑜是台灣第二號人物，權勢僅次於總統李登輝，但她就醫絕口不提爸爸宋楚瑜；相形之下，看看台灣現在藍綠政治人物的兒女，在學校動輒炫耀「你不知道我爸是誰」、「你不知道我媽是誰」，家庭教養真是雲泥之別。

馬英九和宋楚瑜知道自己在國民黨官場的發展軌跡，因此行為舉止、子女教養就照著規範走；陳水扁被吳淑珍鼓勵去當美麗島辯護律師，從此一頭栽下去，反對運動是叢林，無規矩可循，陳水扁大概從未想到自己會當總統，當然就不會給陳幸妤「第一千金」的養成教育。

陳幸妤的新聞不久就會消失，只要媒體眼中的「巫」趙建銘不講話、不受訪，沒畫面，無新聞可寫，也就不了了之，不過不用替媒體擔心，台灣不缺媒體，媒體更不缺「造巫」、「獵巫」的能力，鏡頭轉個向，就會有倒楣的「巫」出現。

食安治理不能只追責

2026-08-19 00:02 　聯合報／ 楊聰榮／公督盟評審委員、ESG 碳減量聯盟理事長（新北市）

中聯油脂生產的大豆沙拉油遭驗出苯駢芘超標，台中地檢署偵結昨依違反食安法，起訴中聯董事長蔡清松、總經理余凌冲、福壽董事長洪堯昆、福懋油總經理張志賓、泰山董事長劉偉龍等15人，與中聯、福壽、福懋油與泰山等4家公司法人。記者游振昇／攝影

中聯油脂大豆沙拉油苯駢芘超標事件，檢方起訴中聯油脂董事長蔡清松等十五人及涉案的四家公司，建請法院從重量刑，並聲請沒收及追徵犯罪不法所得。

案件至此，已不只是某批油品檢驗不合格，而是暴露台灣食品安全從原料採購、製程管理、企業檢驗、異常通報到公司治理的結構性缺口。食安改革真正需要處理的，不只是增加罰則，而是把管理方式從「出事後追查」轉向「出事前預警」。

食安最重要的第一道防線，應該設在源頭。依照檢方的調查，中聯油脂於今年四月至五月間，使用福壽、福懋及泰山等三家公司共同採購的巴西黃豆製造沙拉油。這次案件值得警惕之處，在於黃豆熱損粒進料標準放寬後，原料風險隨之提高。如果原料品質標準改變沒有同步啟動更嚴格的檢驗與風險評估，問題就可能一路進入製程與下游市場。針對高風險原料建立分級管理，要求逐批檢驗、留樣並保存完整批次紀錄，真正的價值就是把管理時間點往前移。

同樣的原則也應延伸到製程管理。食品業者更換原料產地、供應商、原料規格或重要製程條件時，產品風險可能也跟著改變。未來重大原料規格或製程的變更，都應重新進行風險確認。

中聯油脂案件尤其凸顯企業通報制度的重要性。依照檢方起訴內容，部分油品經下游業者及檢驗機構檢出苯駢芘超標後，中聯油脂涉及未依法通報，仍持續出貨。這正是食安制度最危險的資訊斷點。

食品業者發現異常時，同時面對召回成本、商譽損失與法律責任，如果只想依靠企業的自律，很難完全消除延遲通報，甚至隱匿資訊的誘因。

制度設計應清楚區分主動發現問題並立即通報，與明知存在重大風險卻未通報甚至繼續出貨兩種情況。前者可以透過合理減責鼓勵企業及早揭露，後者則應提高法律責任與違規成本。這次檢方不僅起訴十五人及四家公司，更聲請沒收及追徵犯罪不法所得，已經把食安違規從一般行政裁罰提升到企業經營責任與犯罪所得的層次。

案件也凸顯公司治理不能停留在形式。大型食品企業掌握大量市場供應之後，內部風險管理失靈造成的影響就不再只是單一公司的商業問題，而可能擴大成公共衛生問題。對具有高度市場影響力或高風險製程的食品企業，引進具食品科學、醫療、公衛或風險管理背景的獨立董事，確實具有制度上的討論價值。

台灣過去面對重大食安事件，政策反應經常集中在提高罰鍰、增加稽查與要求業者自主管理。這些措施有其必要性，卻沒有完全解決資訊不對稱的核心問題。

政府不知道企業內部何時發現異常、下游不知道上游原料何時出現問題，消費者更難知道食品經過了哪些供應鏈環節。只要資訊持續斷裂，再高的罰款也只能在問題發生後再追究責任。

此次中聯油脂事件起訴十五人及四家公司，真正值得留下的政策教訓，不應只有法院最後判多少刑、沒收多少犯罪所得，而是台灣能否藉此完成食安治理模式的轉型。從源頭到餐桌建立可以追蹤、可以預警、權責清楚的制度，才能讓食安不再依賴企業良心或事件爆發後的緊急追查。食安治理真正的進步，不是政府在出事後多快找到問題，而是讓問題食品沒有機會走上消費者的餐桌。

鞭刑公投是改革急救藥

2026-08-19 00:02 　聯合報／ 戴世瑛／律師（台北市）

立院甫通過鞭刑入法公投提案，尚待中選會審議能否成案。然如從院內五十二票對五十一票驚險過關、藍委發起網路民調顯示高達百分之九十八參與者支持，及監院國家人權委員會與司改、人權團體接續發聲反對等現象來看，顯已足證此案與過往為政治動員或催票的議題不同，實具舉辦全國性公投的必要與實益，預料中選會應無駁回之理。

引進鞭刑，或有加重刑事程序成本與執法工作負荷的疑慮。然而，檢視上述機關與團體所提反鞭刑理由，卻多值商榷：

首先，反對者援引的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我國並未簽署。雖說經通過制定該公約「施行法」，已將其「內國法化」，但如何具體落實？其法律位階是否超越其他國內法？如何與我現行審判實務接軌操作？其中第七條所謂「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如何定義？就像先前關於依據該公約第六條應否廢除死刑的爭論一般，歷來不乏疑義。故以之作為反鞭刑法律基礎，難謂堅實。

其次，人心難測，目前無實證證明鞭刑能嚇阻犯罪，但亦無法證明對嚇阻犯罪定然無效。若從新加坡實踐經驗觀察，倘鞭刑真無震懾防堵犯罪之效，何以該國保留至今？何以去年該國更與時俱進修法，把近來最猖獗的詐欺犯罪也納入適用？

另按「酷刑」和「死刑不引渡」原則，僅為部分國家採行，如我國「引渡法」即無此明文。

引渡准否，關鍵仍在於被請求國審查個案是否符合「雙重犯罪」（即請求國與被請求國均認構成犯罪）、「軍事政治宗教犯罪不引渡」、「本國人民不引渡」等原則。最終實取決於國與國之間的政治、外交關係與司法互信，否則像中國大陸這般國際公認嚴刑峻罰、且執行死刑人數偏多的地區，為何仍有眾多國家願配合其引渡請求？所以鞭刑將增加引渡與跨境司法合作障礙之說，亦嫌誇大。

不諱言地講，鞭刑公投未來縱獲中選會立案、復經公開辯論，後續投票結果為何、若通過後權責單位是否會為實現公投結果進行立法，尚屬未定。何況，為兼顧保障人權與人性尊嚴，研擬相關法律時，還可附加條件如：適用範圍僅限於反覆實施、社會難容的犯罪類型，排除老年、女性、青少年，可否減免鞭數、可否用罰款替代、安排醫療監督善後等配套規定。再說，鞭刑立法日後說不定因係出在野，最終恐也難逃被政院拒絕副署或大法官宣告違憲的命運。此際監院與司改、人權團體又何需如此焦慮？

最足引人深省的是，為何立院內爭議極大的鞭刑公投，立院外卻一面倒的獲民調高度支持？個人解讀，這並非民代與民意認知有落差，其實不外乎是針對社會治安敗壞、現行執法怠惰與無能，所反映長期累積的民怨與民憤。現階段嘗試「治亂世用重典」，即藉助公投讓鞭刑制度付諸公議，雖非犯罪防治的萬靈丹，至少可視為檢討改革刑事政策的一帖急救藥吧。

AI 紅利 應給最需要的人

2026-08-19 00:00 　聯合報／ 王鳳生／高雄大學榮譽講座教授（高雄市）

基於國內經濟持續成長，賴清德總統宣布要共享「AI紅利」，計畫明年全民普發一萬元。聯合報系資料照 杜建重

去年十月賴政府以特別條例、舉債方式普發一萬元；到了今天，同樣普發一萬元卻有了完全不同的說法；不是「債政」，而是「AI 紅利全民共享」。一年之間，發錢金額沒有改變，政策語言卻變了，這個轉變值得社會認真思考。

賴總統宣布，一一六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將在歲入歲出平衡、實質零舉債的前提下，增列二,三五七億元，規畫全民普發現金每人一萬元。理由是台灣受惠於半導體、資通訊及製造供應鏈優勢，經濟成長大幅上修，全年經濟成長率預估達百分之十一點○五，歲入也上修至三兆九,二六六億元，因此要讓「AI 紅利全民共享」，去年與今年的財政邏輯大不同。

若這項政策真建立在新增稅收與經濟成長之上，那麼今年的一萬元，當然不能再用去年的「舉債普發」來看待。經濟成長帶來企業獲利、所得與稅收增加，政府在歲入增加、沒有增加實質債務的情況下，把部分財政成果返還人民，在財政經濟學上並非沒有道理。問題是這次增加的歲入，究竟有多少來自 AI 帶動的新增生產力，又有多少只是整體景氣與其他產業成長的結果？這筆帳，政府有必要說清楚。

AI 不會直接把錢放進國庫，真正進入政府財政的是企業與人民經濟活動所產生的稅收；因此所謂「AI 紅利」，應該是 AI 帶動生產力、投資、出口、所得與企業獲利後，最後反映在公共財政上的成果。既然如此，政府就不能只用「AI 紅利」四個字概括，而應讓民眾知道紅利從何而來、如何計算、為何恰好是每人一萬元？又應該如何分配，才符合公平正義？

羅爾斯的《正義論》正指出了今天我們面對「AI 紅利分配」該如何思考，他關注最弱勢者的處境，提出「差別原則」，主張社會與經濟上的不平等安排，要使最弱勢者獲得最大的利益。一萬元如果真是全民共享的 AI 紅利，那就不應只是一次現金分配，而應反思 AI 創造的生產力與財富，如何長期轉化為全民共享的成果。

這也讓孟子與梁惠王的對話，在 AI 時代有了新的意義。梁惠王曰：「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提醒統治者不能只從「如何增加國家利益」出發，若上至國王、下至人民都只問自己的利益，最後就會「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依據康德的「普遍原則」，若「AI 紅利全民共享」是正當原則，那它就不能只適用於今天普發一萬元。未來 AI 帶來的生產力增加、產業利潤與稅收成長，應有穩定、透明、可持續的全民共享機制；普發一萬元不該只是一次現金分配。

賴總統宣布普發一萬元，究竟是分配一次性的財政餘裕，還是建立新的全民共享制度？去年普發一萬元現金爭論的是「債政」；今天問題已前進了一步，若去年是債政，為何今年變成 AI 紅利？尤其，即使真的是 AI 紅利，全民共享也不應只是人人均等，應該讓社會上最弱勢、最需要資助的人，得到最大的生活改善。

兒少政策 不該政治鬥爭

2026-08-19 00:00　 聯合報／ 鄭胤宏／中華兒童及青年協會理事長（台北市）

早該為致癌油風暴下台負責的行政院長卓榮泰，似心有不甘決定最後一舞，行政院宣布將「不副署」立院三讀通過的「台灣兒少成長及未來帳戶條例」，將政治鬥爭擴大到兒少政策。證明執政黨只顧拚政治而不重民生，離我們平民百姓的生活實在太遠了！

澎湖日前傳出父母詐領補助並棄養十三名子女，迫使五位剛成年的兄姊打工照顧八名未成年弟妹，一家蝸居在四坪隔間。去年台中朝陽科技大學一名廿歲李姓男大生，因家貧決定休學入伍貼補家用，卻被告知須繳清近二萬元學雜費才能辦理休學。李同學湊不出這筆錢，於十月二日不幸離世；憾事發生之前，他還不忘將手機留給高二半工半讀的弟弟，並悲愴寫下：「我會把手機留給你，或許可以賣些錢」。

去年，在野黨合作推動普發現金一萬元，當時賴總統卻說沒有必要；綠委吳思瑤、沈伯洋更說在野黨是配合中共「先窮台、再統一」，百般阻撓後才三讀通過。如果那時賴政府願意早些普發現金，李姓男大生的年輕生命或許就不致殞落。

離九合一選舉只剩三個月，賴總統怎突然覺得有必要普發現金？同理，「未來帳戶條例」既有兒少得隨時動支的成長津貼，也有成年才得提領的未來帳戶，至少一一四萬；若不及早施行未來帳戶條例，難保澎湖「小孩養小孩」的悲劇不再重演。

對比李姓男大生離世前仍惦記著手足的生計，賴總統與卓院長何來如此情操為民眾設想？我國已簽署之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締約國應確保有形成其自己意見能力之兒童有權就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物自由表示其意見，其所表示之意見應依其年齡及成熟度予以權衡」。「未來帳戶條例」攸關兒少權益，卓揆決定「不副署」之前卻未徵詢兒少意見；在民進黨執政下，連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都只成為一紙空文！

在野加碼 打臉政策買票

2026-08-19 00:00 　聯合報／ 紀情／家庭主婦（台北市）

在野黨去年及今年五月提議普發現金一萬元，賴總統說沒必要，閣揆卓榮泰說毫無助益，綠委群起痛罵，要參選台北市長的沈伯洋更批評是共產黨的招，「先窮台再統一」。沒想到，今年度預算剛通過審查，賴總統馬上宣布全民共享 AI 紅利，明年普發現金一萬元。

賴總統大轉彎，除與明年總預算案綁在一起，情勒在野黨外，最大的目的毫無疑問就是政策買票，無本生意的低劣操作是政客慣用的手段，竟出自於總統的傑作，令人匪夷所思。

筆者認為，既然在野黨提議的一萬元，賴政府批評沒必要後卻又跟進；為了讓人民更有感，更有助益，在野黨應加碼提議普發一萬五千元或兩萬元現金，打臉政客買票的企圖。

名人堂電子報：http://paper.udn.com/papers.phppname=PID0030&page=1#ph 　

◆ 　詹文男／當AI Agent闖禍 誰去坐牢？

◆ 　陳力俊／美國陷入的新永恆戰爭

◆ 　黃齊元／以和中保台取代抗中備戰

詹文男／當AI Agent 闖禍 誰去坐牢？

2026-08-19 00:00 　聯合報／ 詹文男（作者為數位轉型學院共同創辦人暨院長、台大商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好友老張最近跟我說，其公司準備導入AI Agent。老闆很興奮，說以後這位數位同事不用薪水、不請假、不抱怨，還能廿四小時工作。老張聽完後只問了一句：「那它如果闖禍，誰去坐牢？」

聽來像個玩笑，但這問題恐怕很快就笑不出來。前一陣子 OpenAI 在進行資安能力測試時，一組 AI 模型為了完成任務，竟自行找到測試環境的漏洞，取得網路連線，再一路進入 Hugging Face 的系統，試圖取得測驗答案。Hugging Face 事後重建紀錄，發現這個 AI 在短短幾天內執行了約一萬七千六百次操作，OpenAI 更形容這是前所未見的資安事件。

值得警惕的不是 AI 變壞了，而是它「使命必達」；它沒有惡意，只是把達成目標這件事，執行到人類始料未及的徹底程度。這正是問題核心：一個系統的效率遠超過它的可控性，我們原熟悉的治理邏輯就開始失靈。

過去我們使用 AI，大多請它寫文章、做摘要、找資料；答案錯了，頂多重新問一次，損失不大。AI Agent 卻不同，它是一個能自己規畫工作、使用工具、登入系統、寄信、下單、修改程式，甚至操作其他軟體的「數位同事」；若它誤刪資料、錯匯款項，甚至侵入他人系統，事情就不是按下「重新生成」可以解決的了。

最麻煩的是，AI 不會被記過、也沒薪水好減，更不可能到法院出庭說一句「對不起，是我判斷錯誤」，坐在被告席的終究還是人；可能是決策的主管、寫程式的工程師，或是簽下採購合約的企業負責人。責任不會因為決策者換成 AI Agent 而憑空消失，它只會沿著權力鏈條，落到最接近人類的那一端。

企業導入 AI Agent 之後，重要的問題恐非它可以幫我做多少事，而是公司準備讓它擁有多大的權力；這不只是資訊部門的技術課題，更是每一個組織治理者都必須正視的權力設計問題。

公司若真心把 AI Agent 當成「同事」，就該像管理員工一樣管理它－要有身分、有職務，也要有清楚的權限。新人不能一報到就拿到公司所有的帳號密碼，AI Agent 也一樣；一般員工不能隨意匯出客戶資料，AI Agent 也不能。重大付款、刪除資料、對外承諾、高風險系統操作，都需保留人類的最終覆核權。

此外，每一個 AI Agent 也須留下完整、可追溯的工作紀錄；誰交辦、它做了什麼、用了哪些資料、作出什麼決定，一旦出事才有辦法回頭究責。更關鍵的是，企業必須準備一個按得下去的「緊急停止鍵」，而非流於形式的警示牌。

未來的企業裡，可能真有愈來愈多「數位同事」；它們不喝咖啡、不領年終、不參加尾牙，效率甚至遠遠超過人類。但千萬別忘了，它愈能幹，我們愈要先想清楚誰能指揮它、誰能阻止它、萬一出了事情誰負責。這不是要我們對 AI Agent 裹足不前，而是提醒我們，一個文明能走多遠，並非取決於它能造出多聰明的工具，卻取決於它能否為自己造出的工具，建構一套與之匹配的責任制度。

AI Agent 可以沒有身分證，卻不能沒有責任人。若「數位同事」闖禍，坐在被告席上的終究不會是它，而是那個決定給它權力，卻沒有想清楚代價的我們。

◆ 　廖達琪／地方縣市政府應組全國聯盟

◆ 　王正方／生於憂患 死於垃圾堆？

◆ 　趙坤茂／巨利之所在，大弊亦隨之！

廖達琪／地方縣市政府應組全國聯盟

2026-08-19 00:02 　聯合報／ 廖達琪／國立中山大學政治所榮譽教授

「中聯食油」事件在台灣社會引發廣泛討論，中檢昨天偵查終結，依違反食安法起訴十五人及中聯等四間法人公司。本案不僅牽動食品安全與產業監管，也凸顯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之間的協調問題。從稽查權責、資訊揭露到跨縣市產品追查，各方說法不一，也暴露出台灣治理體系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地方政府間缺乏制度化協調機制，也缺乏能整合立場、共同發聲的平台。

這起事件表面是單一食安案件，實際上卻像一面鏡子。中央負責統整資訊，地方各自稽查與說明，媒體拼湊全貌，民眾則須在不同資訊來源間自行判斷。當問題跨越行政區，治理卻仍被行政疆界切割，便形成一個值得正視的矛盾：流動是全國性的，治理卻是分散性的。

有人可能會問：「地方政府本來就各自自治，為什麼還需要聯盟？」

關鍵就在於：地方自治，不等於地方分散。

食品安全、環境汙染、傳染病、交通運輸乃至 AI 與數位治理，許多問題早已跨越縣市邊界。食品工廠設在Ａ縣，產品可能流向全台；汙染源在Ｂ縣，卻可能影響數個下游縣市；疫情從一個城市發生，也可能迅速擴散至整個生活圈。面對這些問題，單一縣市再有能力，也不可能獨立完成治理。

因此，台灣需要的不是另一個「中央」，而是一個地方共同治理的平台。

放眼國際，日本有全國知事會、全國市長會；韓國有市道知事協議會；美國有州長協會等。這些組織並非只是向中央「討價還價」，更重要的功能是讓地方政府先形成共同立場，再與中央協商；同時促進地方之間的經驗分享、政策合作與危機應變。

如果台灣有一個制度化的地方政府聯盟，在重大食安事件發生時，便可迅速啟動跨縣市通報，建立共同資訊格式與稽查標準；在環境或災害事件中，也可協調跨域資源；在政策創新上，則可讓一個縣市的成功經驗迅速擴散到其他地方。

因此，地方聯盟的價值，不只是「一起開會」，而是建立一套地方共同治理的操作系統。

它甚至可以進一步發展為地方政府的國際合作平台。今日的地方政府早已不只是中央政策執行者，也積極參與智慧城市、淨零轉型、城市韌性、招商引資與國際城市網絡。日本、韓國、美國、歐洲及拉美等地方政府聯合組織，都已逐漸發展出「次國家外交」功能。台灣若能整合各縣市的國際資源，也可讓地方外交從「各自出發」走向「共同出發」。

有人擔心，地方聯盟會不會變成另一個政治角力場？其實，制度設計得當，反而可以降低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之間的對立。它不應具有取代中央的權力，也不應成為政治抗爭組織，而應是一個代表地方、協調地方、服務地方，也與中央合作的制度性夥伴。

台灣的地方自治已走過民主化、行政區域重整與財政分權等階段。下一步真正需要思考的，不只是「地方有多少權」、「地方有多少錢」，更是：地方有沒有一個共同的聲音？

「中聯食油」事件提醒我們，當風險跨越縣市邊界，治理也必須跨越縣市邊界。

因此，建立全國地方政府聯盟，不是地方與中央爭權，而是為台灣補上地方治理最欠缺的一塊拼圖：讓廿二個縣市從各自治理，走向共同治理；從各自發聲，走向共同發聲；從地方自治，進一步走向地方合作。

這或許正是台灣地方自治走向成熟，下一個不可迴避的制度課題。

udn 論壇電子報．歷史報份：http://paper.udn.com/papers.php?pname=PID0004

udn 論壇報：https://paper.udn.com/udnpaper/PID0004/1707308/web/　

◆ 　聯合報社論／北戴河聽床師與國安假訊息供應鏈

◆ 　聯合報黑白集／幫李遠算筆帳

◆ 　經濟日報社論／普發萬元 別只算眼前政治帳

經濟日報社論／普發萬元 別只算眼前政治帳

2026-08-18 01:56　 經濟日報／ 社論

賴清德總統昨天下午突然在臉書宣布，將在11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之內，在歲入歲出平衡、實質零舉債的前提下，歲出增列2,357億元，普發現金每人1萬元，讓「AI紅利，全民共享」。記者潘俊宏／攝影

賴清德總統昨天下午突然在臉書宣布，將在一一六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之內，在歲入歲出平衡、實質零舉債的前提下，歲出增列二,三五七億元，普發現金每人一萬元，讓「AI 紅利，全民共享」。從時間倉促及戲碼鋪陳的突兀來看，顯然是為年底選舉增加有利籌碼。

賴總統自己在臉書上也表示，兩周前他才聽取行政院向他作的「一一六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報告，當時府、院雙方都沒有「普發現金」的想法或說法。行政院官網顯示的8月6日行政院會，也說「日前，我們向總統所報告的明年度總預算案，…需依財政紀律原則及零基預算精神，審慎編列」…「請各部會再做最後確認，政院將在法定期限內（八月底前）送請立院審議」。而依實務慣例，主計總處八月初就已編定總預算，以便在8月20日左右送請立院審議。

但是卻臨時安排行政院昨天上午第二次向總統報告編列的預算，臨時加了「一一六年度總預算案普發現金一萬元財源之說明」，再由賴總統下午突然宣布普發現金的驚喜好戲，但整個鋪陳只能說是「意圖明顯，境界不高」。

問題是，普發現金一事不能雙標，更要用合法的手段進行。

就雙標而言，去年藍白立委在「韌性特別條例」增訂普發現金一萬元，賴政府就批評說是「違憲」、破壞財政紀律、擬提覆議、排富，賴總統還對民眾說是「用你的錢買你的票」，「大家買個菜錢就沒了，還不如彌補台電虧損」。因此，賴政府此次的普發現金，也逃不了同樣標準的檢驗。

其次，早在五月就有藍委提案制定《因應中東戰事穩定民生經濟發放全民支援金特別條例》，主張運用超徵稅收普發一萬元「國民支援金」，當時財主單位就以「稅收超徵應優先用於還債」冷處理，為何財主單位首長對於行政院長和總統一樣的普發現金指示，卻沒有建議應優先用於還債？

再就合法性而言，馬政府因應金融海嘯發放的三千六百元消費券，是依據「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條例」，蔡政府因稅收超徵普發現金每人六千元，是依據「疫後特別條例」，去年的普發現金是依據「韌性特別條例」，藍委五月提出的支援金也有「全民支援金特別條例」草案，都是「以法律定之」。

然而賴政府的普發現金，看起來不想「以法律定之」，而是以行政命令方式推動，顯然違反預算法第5條的「經費是依法定用途與條件得支用之金額」、「法定經費之設定，以法律為之」，主計總處有責任出面解釋清楚。此外，也明顯違反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對於普發現金此等「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者，應以法律定之」，及第6條「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定之」等規範。

而且，賴政府如果以命令方式行之，仍應送立院審查，如有違反或牴觸法律者，或應以法律規定事項而以命令定之者，立院議決後可通知行政院更正或廢止之，藍白立委也可以更合法的方式，透過訂定類似「全民支援金特別條例」來發放現金，將把賴政府的命令版比下去。

最後，政府的財政表面上看起來不錯，明年歲入拉高到三.九兆，歲出也膨脹為三.九兆，但仍有一些財政上的黑洞，包括社會保險，尤其是勞保已連續九年入不敷出，潛藏債務超過十四兆，最新精算可能在民國一二○年（2031年）前破產；賴總統開出國一一九年（2030年）國防支出占GDP 5％的支票，破壞財政紀律，且將使國防支出占總預算超過30％，排擠社福、經濟、建設預算；台電虧損累累，正面臨調漲電費或依賴撥補的兩難。而且稅收超徵，都是 AI 產業一枝獨秀所致，仍有可能因 AI 泡沫化而致稅收衰減的疑慮。

在危機來臨時，政府普發現金是良善美意，例如碰上疫情等特別原因，而非常態性的普發現金。財主單位基於專業立場，應知政府有必要將財政賸餘儲蓄起來，才能因應少子化、超高齡社會的財政衝擊。

聯合報黑白集／幫李遠算筆帳

2026-08-18 00:00 　聯合報／ 聯合報黑白集

文化部長李遠針對文化部預算被刪凍，表示「欲滅其國，先滅其史；欲滅其族，先滅其文化；欲封其口，先刪媒宣費」。 聯合報系資料照

對於預算被凍刪，文化部長李遠怒批：「欲滅其國，先滅其史；欲滅其族，先滅其文化」。李遠言重了！文化部被凍刪金額，僅占其總預算三百億元的一趴；再稍一算帳，便知刪這些錢是刪其「滅國滅文化」，刪得理所當然。

扣除統刪和「凍而未刪」者，文化部被刪減的預算不到三.七億元。立委將矛頭指向文化部，主要是文化部的補助及投資太浮濫，成了「補助自己人」和「暗助綠營打手」的小金庫。這些質疑，並非沒有道理。

只看幾件受矚目的大案：炒作「芒果乾」的電視劇《零日攻擊》，政府共投資補助超過一.一億元；親綠導演九把刀的電影《功夫》，拿到超過一.五億元；民進黨前立委姚文智投資的電影《甘露水》，獲得七千萬元補助。僅這三件加總，即將近三.四億元，接近文化部被刪減的預算。

這些事例，說明賴政府根本不用「靠媒體宣傳費媒宣」。李遠抱怨預算被大刪，根本是無病呻吟。只要省下不該給的補助和投資，文化部非但不會成為刪預算的眾矢之的，還能省下更多錢供運用。

要論「滅國滅文化」，民進黨才是罄竹難書的佼佼者。這些年，民進黨改課綱、阻兩岸交流，故宮拒絕再保存收藏諸多國寶的「蘭千山館」館藏，皆昭昭在目。李遠曾是國民黨黨國體制寫手，他是真不知，還是裝傻？

聯合報社論／北戴河聽床師與國安假訊息供應鏈

2026-08-18 00:00 　聯合報／ 聯合報社論

賴清德總統（中）將北戴河連結台灣選情，把年底選舉勝敗視為對台工作指標。 聯合報系資料照

賴清德總統最近在移師高雄舉行的民進黨行動中常會上，脫稿引述媒體報導，指中共北戴河會議對台工作下了重要指令，包括反對台灣通過國防預算、強化對台實質治理、強化在台第五縱隊，以及年底選舉支持「中國的愛國力量」當選，甚至將台灣年底選舉的勝敗當成中國對台策略是否奏效的指標。賴清德手上這道「北戴河密令」，除流露他對高雄市選情的焦慮，也暴露了我國國安危機，並顯示了一條隱然成形的「國安假訊息供應鏈」。

綠媒率先報導了中共「北戴河密令」訊息，中央社幾乎在同一時間也有相關報導，消息來源都是匿名國安官員，顯示是國安人士刻意釋放的訊息。但中共在民國九十二年（二○○三年）就取消了北戴河會議，此後，一般只有不具會議形式與決策功能的北戴河暑休，供領導人非正式溝通協商。就算今年中共領導人在北戴河討論了什麼，但會議剛剛結束，我國安單位即同步掌握完整內容，賴清德更能煞有介事大談北戴河密令，情報能力神奇到令人不敢置信。只能稱之為「北戴河聽床師」。

賴清德臨場脫稿，請出「北戴河聽床師」來助選，雖然是抹紅打選戰、狂賣「芒果乾」（亡國感）的恐懼動員策略，已屬選舉老套。亦可預見，把不利的訊息與民調直接打為假訊息或抹紅為認知戰，在年底選舉將變本加厲。但賴清德在綠油油的高雄坦言「會承受很大壓力」，直接把地方選舉升級成兩岸角力，不免讓外界懷疑：賴清德對高雄選情還剩下幾分信心？

賴清德轉述的北戴河會議內容，不但有具體的對台策略、工作指令，甚至設定了勝敗指標。通過國安操作，「北戴河聽床師」能否給賴清德帶來更大信心，只能交由選民檢驗；但國安人士充當「聽床師」可能帶來的國安危機，卻不容忽視。

中共訊息封閉，每年重要會議前和北戴河暑休期間，「聽床師」都非常活躍，常提出各種高層動態、人事清洗、權力鬥爭或內部密令的獨家內幕，往往講得活靈活現，彷若躲在中南海領導人床底下偷聽一般。但外界完全無從查證，只能半信半疑。現實上，中共研究學界並不完全貶斥「聽床師」，除了部分胡說八道、純蹭流量者外，有些基於熟悉中共黨政的分析或預測仍可參考對照。只是這些訊息或真或假，難以核實，無法盡信。

國安單位的情報蒐集與分析，當然不能忽略任何相關的訊息或線索。但如果不加過濾就引為決策依據，如此低劣的情報能力與情報品質，可能造成國安誤判與決策錯誤，國際盟友也不敢信任和合作。如果國安人士充當「中南海聽床師」，編派劇本，誤導國人，不論是基於大內宣或其他目的，都不應該，而且很容易被戳破。甚至，如果國安人士編故事作為執政者打擊異己的工具，那就不可原諒。賴清德拿著「北戴河密令」，既賣「芒果乾」，又抹紅在野黨，凸顯國安與情報政治化，淪為選舉工具。

中共似乎「被召開」了一場北戴河會議，接著「北戴河聽床師」現身高雄，這些國安操作，反映賴清德對年底選舉失去信心。更值得關注的是，從國安情資加工，散布假訊息，到打擊反對黨與其他異議者，賴政府與民進黨打造的國安假訊息供應鏈，已經浮現。從國安人士把劇本包裝成情報分析，向特定媒體釋放訊息，到媒體報導、網路擴散；再經總統引述，黨政官員跟進，側翼網軍護持，國安假訊息供應鏈已粲然大備。但過度政治化的國安操作，只會帶來「狼來了」效應和真正的國安危機。

【專家之眼】一種愛魚 其心各異？（初六）

◆ 　【專家之眼】「屋」不盡其用 何來居住正義？（初六）

◆ 　【專家之眼】一種愛魚 其心各異？

◆ 　【專家之眼】情書無罪，操弄有責（初五）

【專家之眼】一種愛魚 其心各異？

2026-08-18 06:10 　聯合報／ 李武忠／農漁經學者

近來社群媒體上陸續出現探討有關吃魚問題的正負評價，由於該議題涉及營養、健康、環保、生態和食安等範疇，影響深遠；作為長期對魚類及相關產業的觀察者，謹提出些看法及建議，希望有助於釐清問題，讓魚類繼續為人類的生活和生存做出正向貢獻。

魚類能提供優質蛋白質、長鏈 ω-3 脂肪酸 EPA 和 DHA 以及多種維生素與礦物質，對人體健康非常重要；適量吃魚可以帶來保護心血管、增進大腦健康以及補充優質蛋白質等好處，是食品界及醫界普遍共識。

全球超過四億人口倚賴魚類當補充動物性蛋白，主要來自野生捕撈與水產養殖供應；目前全球直接供人類食用的魚類消費量達到一.七六億噸，人均年消費達廿一.四公斤，充分展現魚類對於糧食安全和營養的重要性。然而氣候危機、環境退化、經濟衝擊以及國際政治動盪不安，正在影響魚類供應體系的可持續性和整體運作，對全球魚類穩供投下變數。

過去魚類供應主要仰賴海洋捕撈，後因過度捕撈，環境汙染，破壞海洋食物鏈，全球超過三分之一魚類資源已被過度捕撈，使得野生魚類資源量銳減。為此全球實施嚴格的捕撈暨配額限制，海洋捕撈改由著重開發利用轉為責任制管理養護，已漸恢復海洋魚類資源量。

目前全球超過一半的魚類產量來自水產養殖，已經超過野生捕撈，預計到民國一一九年（2030年），水產養殖將供應全球近三分之二的食用魚。只是養殖漁業想要永續發展，亦存在諸多待克服之處。

例如養殖魚類飼料主要來自海洋魚類，通常生產一公斤養殖鮭魚需要二－三公斤魚飼料，其中大部分來自野生捕撈魚類，如鯖魚、鯷魚或沙丁魚等，這些原料魚中，有很多是瀕危物種或具重要生態意義，過度使用會導致資源枯竭，並破壞海洋食物網，還有水產養殖爆發大規模疫病威脅以及來自氣候變遷的影響等等。

近年來透過推動養殖飼料原料暨效率改進，以及深海養殖，零廢棄、循環式的陸基養殖系統，養殖漁業產生的負面影響已大幅改善，未來養殖漁業發展目標將著重在養殖健康且不破壞當地生態系統的魚類。

隨著外食、外賣、蔬食人口增加，減少了食魚機會也錯失食魚帶來的好處，年輕族群尤其明顯。民眾不喜食魚主要原因包括：細刺太多；處理太麻煩；價格太貴；不會烹飪；資訊不明，挑選永續海鮮不容易；魚體有魚腥味，臭土味等等。

為解決這些問題，科學家利用基因編輯技術，培育出不會改變魚的味道或口感的無刺魚；業者針對特定菜餚出售特定部位，無需購買整尾魚；消費者透過包裝上掃碼可學習烹飪技巧；提供更多元便捷的即時食材，預製魚等；對於魚體臭土味，也可透過改進飼養密度暨水質環境，或在出售前先在流動清水裡蓄養數日消肚後再出售；這些都有助民眾對魚類的選購。

整體而言，攝取魚類的好處超過潛在風險，只要用對方法（如去除內臟再攝取，注意保鮮等），買對魚（如購買經第三方機構如 BAP、ASC 或MSC 國際認證魚類），吃對魚（如多食小型魚種，如鯖魚、四破魚、秋刀魚、肉鯽魚等，少食海洋食物鏈頂端的大型魚類如鮪魚、旗魚、油魚、鯊魚等），在兼顧環境維護與產業永續下，會給消費者帶來既美味又健康的體驗！

虱目魚從頭到尾都是寶，一魚多吃，全魚利用。圖／取自農業部臉書粉專

【專家之眼】「屋」不盡其用 何來居住正義？

2026-08-18 06:30 　聯合報／ 陳清雲／立法院法制局前局長

明年度租金補貼經費仍由中央政府負擔，截至8月14日，全國租金補貼戶數達93.7萬戶。聯合報系資料照

政府近期研議調整租金補貼，傳出補助戶數可能減少，部分補助金額甚至面臨縮減；另一方面，社會住宅興建進度未如預期，包租代管又發生業者財務危機。這些現象說明，居住正義若只靠發補貼、蓋社宅，終究緩不濟急；解方是讓更多房屋進入租售市場，做到「屋盡其用」。

社宅從盤點土地、規畫、招標到完工，往往需要多年，短期內難以滿足龐大的居住需求。政府原訂目標若無法達成，應誠實檢討，而非不斷調整計算方式。除了盤點適合興建社宅的公有土地，也應清查閒置或低度使用的公有宿舍，整修後辦理出租，或委託專業機構經營，較能快速增加供給。

租金補貼雖可減輕租屋族負擔，卻不是人人有獎。租金補貼應補給有實際居住需求、真正需要協助的人，政策要「雪中送炭」而非「錦上添花」。資源有限就應設置合理的所得與財產門檻，優先照顧經濟弱勢、離鄉工作者及育兒家庭。若因預算不足必須調整戶數或金額，也應採漸進方式並設緩衝期，不宜一次大幅縮減，以免租屋家庭措手不及。

至於外地求學學生是否補助，則應考量父母或實際負擔者的經濟能力。學生租屋費用多由家庭支出，不宜只以學生本人所得判斷。政府也應督促學校擴充或改善宿舍，避免把校舍不足衍生的負擔，全部轉嫁給租屋市場及納稅人。年輕婚育家庭的需求更應受到重視，房租與房價過高，正是不敢婚、不敢生的重要原因。對育有子女的租屋家庭，可依子女數及所得條件加碼補助，並搭配租稅優惠；這不只是住宅政策，也是人口政策。

包租代管方向值得肯定，可以協助不熟悉修繕、收租與管理的房東，降低出租門檻。然近期有業者發生財務問題，顯示主管機關及住都中心的風險控管仍有不足。代管業者經手大量租金、押金及補助款，應建立履約保證、資金專戶、定期查核及退場接管制度。與其出事後補破網，理應事前做好防弊機制。

但社宅、租補與包租代管仍是治標，居住正義的核心在於擴大房屋供給，尤其是引導都會區閒置空屋回到市場，真正做到「屋盡其用」。政府可建立差別稅率，自住住宅維持合理負擔、合法出租並完成申報者給予更明確的租稅優惠；長期閒置的非自住房屋，則提高持有成本。當出租的實際成本低於空置，屋主自然更願意釋出房源；若選擇出售也能增加市場供給，有助於平抑房價。

政府應完善租賃登錄及查核制度，租金補貼若被房東轉嫁成漲租工具，或出現虛假租約、冒領補助，就應依法查處；否則補貼愈多，租金反而上漲，最後只是由全民納稅共同承擔更高的租金成本，政策美意盡失。地方政府規畫勞工住宅、可負擔住宅，企業也願意興建員工宿舍以留住人才，中央應樂觀其成。只要有居住安全、轉售牟利或管理上的疑慮，就透過修法、限售及監督機制解決，而不是處處設限。中央、地方與民間都應成為增加供給的力量。

居住正義不是讓政府包辦每一間房，而是讓想租屋的人租得到、租得起，想買房的人看得到希望。租補要雪中送炭，空屋要回到市場；社宅要加速、租補要精準、代管要防弊、公私要合作。唯有從「補貼需求」進一步走向「擴大供給」，讓每一間房屋發揮居住功能，才可降低租金與房價，讓年輕人住得起、買得起，敢婚且敢生。

udn 論壇報：https://paper.udn.com/udnpaper/PID0004/1707308/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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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8-18 00:00　聯合報 ／ 季青　季青漫畫

讀家觀點／融合教育挑戰：政策不能只有理念

2026-08-18 00:00 　聯合報／ 蔡美芬／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執行長（台北市）

這個暑假，特殊教育議題頻繁受到關注。從學生的攻擊事件、親師爭議，到部分學校面臨特教教師招聘不易，都讓我們重新思考：當融合教育已成為教育政策的重要方向，現有制度是否具備足以回應學生、教師與家庭需求的支持系統？

融合教育並非只是把特殊教育學生安排進普通班。從「薩拉曼卡宣言」到「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其理念已從教育安置走向平等參與與不歧視。我國「特殊教育法」也將融合教育、個別化、合理調整及可及性等納入規範。因此，融合教育真正關注的，不只是學生在哪裡上課，而是教育制度如何回應學生不同的能力與學習需求。

融合教育也不是天真地期待一般學生接受特殊教育學生，更不是只靠宣導、同理與包容，就能讓所有學生自然共同學習。學生本來就有差異，特殊教育學生的需求更不盡相同。真正的融合，是依個別需求提供適切支持，同時看見一般學生的學習、班級生活與安全。而這些工作從來不是某一位教師的責任。導師、科任教師、資源班特教教師、輔導教師、行政人員與家庭，都在支持系統中扮演不同角色。

學校可透過三級輔導與特殊教育服務進行評估、分工與調整；當校內專業不足時，再連結心理、醫療、社政等外部專業。關鍵不在誰承擔更多，而是這些人能否真正合作。

再完整的制度仍需要人來實踐。當學校連特教教師都面臨招聘困難，輔導與相關專業人力也有其負荷時，跨專業合作自然受到限制。融合教育若只要求第一線教師增加特教知能，卻沒有同步處理特教師資培育、配置、留任及外部專業人力的補充，再好的理念也可能停留在制度規範。

融合教育強調平等參與，但合理調整並非沒有界線，仍須依學生需求，考量學校的人力、教學運作與安全等實際條件。當原有支持無法回應需求時，應由團隊重新評估與調整，尋找更適切的支持方式。當既有安排無法回應學生需求時，應由團隊重新評估與調整，而不是要求任何一方無限承擔。

融合教育不能只看見特殊教育學生，也不能忽略一般學生、教師與家庭的需求。這不是「多數與少數」的選擇，而是教育制度如何兼顧不同需求，建立適切支持的問題。當學生、教師、家庭及特教專業人力都陸續出現壓力訊號，就不能只要求第一線學校自行解決。具有政策制定及法規修正權責者，應重新檢視特教人力、三級輔導、跨專業合作與外部支持是否真正能夠運作。

融合教育的核心，不是「普生要不要接受特生」，而是教育系統有沒有能力支持不同需求的學生共同學習。融合教育需要的不是停止，而是檢視與修正；政策不能只有理念，也需要給第一線實踐理念的條件。

外師教藝能科？請懸崖勒馬

2026-08-18 00:00 　聯合報／ 羅德水／教育工作者（台北市）

教育部宣布進一步開放外籍教師進入中小學，教授藝能科及活動類等非學科領域課程。表面上是為舒緩師資不足，實則讓沉寂已久的雙語政策爭議再度浮上檯面。若未能正視問題根源，這項政策不僅無助於提升教學品質，更可能重蹈覆轍，對師培體系與教學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

開放外師教授藝能科，最根本的問題在於混淆了教育目標與語言工具的主從關係。藝能科教育的核心，在於培養學生的核心素養與實作能力，其教學重點應是透過身體實踐與藝術感知，激發創造力與鑑賞力。藝能科不是雙語政策實驗場，不應將課堂時間轉化為英語會話的練習。

回顧近年中小學以英語進行學科教學的亂象，教師耗費大量心力進行語言轉換，導致教學節奏零碎，學科內容深度盡失，跟不上的學生淪為教室裡的「客人」，整體學習品質低落。如今將此模式複製至藝能科，是否重蹈英語至上覆轍？當外師因語言隔閡無法精準傳遞學科精髓，或教學設計被迫遷就學生英語程度而簡化內容，最終犧牲的將是學生對該學科的理解與熱情，豈非本末倒置？

中小學師資荒確實必須嚴肅面對，但若因此引進外師資源，更像一面照妖鏡，凸顯台灣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結構性問題。都會區學校憑藉較佳的財政條件與家長資源，勢必能吸引較優秀的外師，甚至形成「雙語藝能科」的菁英階級化現象。

反觀偏鄉與弱勢學校，連本國籍專任教師都難以補齊，遑論外師資源。可以預見，開放外師教藝能科，也將進一步擴大學生學習英語的城鄉差距，政策決策者成為加劇城鄉差距與惡性循環的共犯。

必須指出，師資荒的根本原因在於教職吸引力不足、教師勞動條件不佳，導致人才流失。開放外師短期看似可以應急，但就如同為漏水的水桶不斷注入新水，卻無視桶底的破洞。外師來台任教，除了語言隔閡，更面臨台灣教育文化、班級經營模式，甚至課程綱要的理解門檻。若缺乏系統性的輔導與支持機制，這些來自不同文化脈絡的教師，如何能精準掌握台灣學生的學習需求？為配合外師進行協同教學，是否進一步排擠各校早已捉襟見肘的師資調度？治本之道，還是應從大幅改善教師待遇與專業地位、減輕教育工作壓力著手，提升師培生投入教職的誘因。

歸根結柢，這一切亂象的根源，仍在於「民國一一九年（二○三○）雙語政策」的根本謬誤。將英語提升至近乎官方語言的地位，是昧於台灣社會語言使用現實的浪漫幻想。國際化不等於英語化，提升國際競爭力也非唯有英語授課一途，將寶貴的教育資源與學生學習時數，大量投入在成效存疑的英語教學，更可能導致學生英語能力未見提升，中文、母語、學科能力卻雙雙衰退的貧乏窘境。

既然過去幾年的實踐已證明此路不通，學者、教師與家長的反彈聲浪如此清晰，主事者理應拿出勇氣、懸崖勒馬，停止一切扭曲學科教學本質的試驗。政策的推動，不應基於政治意識形態或急功近利的短期考量，與其在藝能科引進外師這條錯誤道路上盲目狂奔，不如理性回歸教育專業，徹底正視目前學校教育面對的各種疑難雜症，方能守護孩子的受教權與台灣教育的未來。

借鏡星雙語經驗 恐壓縮本土語言

2026-08-18 00:00 　聯合報／ 黃奕維／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台北市）

為了達成「民國一一九年（二○三○）雙語政策」目標，教育部日前修正「各級學校申請外國教師聘僱許可及管理辦法」，外師除英語外，也能任教生活、藝文、健體等非語文科目，象徵雙語教育政策邁入新階段。政策方向從「教英語」逐漸擴大為「用英語教其他科目」，看似只是小幅調整，實則牽動更根本的問題：英語授課（EMI）究竟是提升教育品質的手段，還是另一種負擔？

台灣提升英語力的用意值得肯定，畢竟經濟高度仰賴國際貿易與科技供應鏈，年輕世代確實需要更強的跨語言溝通能力。但「英語變好」與「變成雙語人才」並非同一件事，「用英語上課」也不必然等於「教育品質提升」。

對英語能力仍在學習發展中的學生而言，用英語學習數學、自然或工程，等於同時面對語言與學科雙重挑戰。台灣已有研究指出，不同大學推動 EMI 時落差明顯，部分技職校院因學生英語基礎與經濟資源有限，教材成本與授課進度都成為壓力來源，反而拉大校際與階層間的教育落差。

常被視為典範的新加坡經驗，或許最值得借鏡。新加坡自建國以來，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輔以母語教育，成功打造出高度國際化的社會與經濟體，這項成就值得肯定。但新加坡經驗也顯示，強勢的雙語政策並非沒有代價；據新加坡官方民國一一四年（二○二五年）家庭調查，已有百分之五十八點一的居民以英語為最常用的家庭用語；使用華語方言的比例則已降至百分之四點九。英語不僅在教育與職場占據主導地位，也逐漸滲透私人生活領域，成為當地語言生態轉變中不易逆轉的一部分。

這對台灣格外具有參考價值，台灣近年致力於推動國家語言發展法，保存並復振台語、客語、原住民族語，方向恰與新加坡早年的語言政策相反。若雙語政策被窄化為「華語＋英語」，恐與保存本土語言的努力產生內在矛盾；當英語逐漸成為升學與專業發展的關鍵語言，無形中壓縮其他語言的生存空間，即使政策上並未刻意排除它們。

因此雙語政策不需簡化為「英語授課愈多愈好」，學英語、用英語上課、透過英語習得專業知識，是三個不同層次的目標，未必能互相替代。政策設計若可保留彈性，依學生程度與科目性質循序推動 EMI，同時持續投入本土語言教學資源，更能兼顧國際競爭力與語言多樣性，走出一條不同於新加坡，卻同樣務實的雙語之路。

教育部師資政策 究竟懂不懂基層

2026-08-18 00:00 　聯合報／ 陶以哲／高中教師（台北市）

開學在即，許多學校仍在為找不到代課老師傷腦筋。各學科得師資缺口一個接一個，校長、主任忙著拜託老師多代一節，甚至一人身兼數科，學校每天面對的是實實在在的缺師危機。然此時此刻，教育部推出的師資政策，卻讓人愈看愈摸不著頭緒。

近期教育部修法開放外籍教師可以教授生活、藝文、體育等科目，問題是，這些科目真的缺師缺到需要用外師來補嗎？現在學校真正急缺的是數理、資訊等專業師資，教育部政策卻把有限的資源投入相對不缺人的藝能領域，究竟是在解決師資問題，還是在製造新的師資錯置？

另為鼓勵教師久任，教育部研擬草案，將資深教師服務滿四十年，由原本獎金一萬元增加至一萬五千元。四十年，一個人把人生最精華的歲月奉獻給教育，面對少子化、行政負擔、家長溝通、學生管教與不斷變動的政策，最後政府給予的肯定，竟然只是區區一萬五千元！要鼓勵資深教師願意做到退休，應該讓他們感受到這四十年的價值，而不是用象徵性的獎金打發。一萬五千元與「四十年」放在一起秤重，扭曲的天平真的令人心寒！

教育政策最怕官員不知人間疾苦，如今教育部連解決開學缺師的當務之急都無感，還用暨可笑又低廉的獎金打發。套句某提神飲料廣告詞：「老師，你累了嗎？」但教育部知道嗎？

普發一萬 能拉抬綠營選情？

2026-08-18 00:00 　聯合報／ 柳金財／佛光大學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副教授（新北市）

地方選舉前賴總統宣布，憑藉半導體、資通訊及製造供應鏈優勢，經濟成長率表現持續上修，明年將普發一萬元，讓全民共享經濟成長成果。無疑，這有利於選民一時的滿意。而據《美麗島電子報》七月民調顯示，總統的施政滿意度達到四成四七，顯示總統已擺脫大罷免挫敗後滿意度一度跌破三成的低谷。

去年的大罷免未能達到預期政治目標，對民進黨造成強烈衝擊；然而，這股低迷並未固化為對賴個人的長期否定，筆者認為，其支持底盤能重返四成以上，關鍵因素在於：

首先，泛綠基本盤重新凝聚。大罷免結束後，國內政治主軸逐步轉向經濟、國安、外交與地方選舉等。這減少中間與淺綠選民的政治疲倦感，使原本暫時離隊的支持者歸隊。尤其在兩岸與區域安全形勢升溫時，政黨支持者的「聚攏效應」極顯著。

其次，從政治動員轉向民生治理。施政論述明顯提高對「打造好生活」的關注，尤其是甫剛結束全代會後，重點涵蓋婚育居住減稅、擴大婚育宅、企業托育租稅優惠及教育住宿補貼等。這使賴總統形象某種程度建構出減輕家庭負擔的的形象。  

復次，經濟成果與對外談判的加分效果。台美貿易談判成果公布後，賴信任度曾拉升至四成六九，民調回升並不單純依賴綠營基本盤，談判結果確實吸納跨黨派認同。

再者，總統高度重新凌駕政黨衝突之上：就職兩周年後，賴總統較常在國防轉型、經濟布局、民主治理與國際外交等宏觀層面發聲；其外交政策滿意度甚至一度超過五成四。當總統發揮國家元首的高度時，即使個別內政事件如毒油事件爆發引發爭議，也不致於讓滿意度大幅崩跌。

最後，回歸結構性支持平準區。大罷免後三成低迷民調，屬於特殊受挫期，並非常態；隨著罷免效應淡化、泛綠選民回流，加上前述民生與外交政策獲部分中間選民認同，民調自然回歸。

然而，儘管民調回升，四成五支持度仍非絕對穩固的「高滿意度」，決定地方選舉成敗的關鍵，不在於能否守住深綠板塊，而在於那一、二成的中間選民能否持續支持。以當前賴的滿意度來看，其對地方選舉的政治影響，正由負面拖累轉為有限正面，但尚不足以形成全國性拉抬效應。

相較於去年跌至三成時成為地方參選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包袱，賴總統當前看似能穩定綠營基本盤並提升投票意願。然他仍缺乏強大政治光環，尚難形成「母雞帶小雞」效應，這或許可從新北市、台東縣與基隆市的民進黨參選人還請出蔡前總統擔任總部主委見端倪。

地方選舉高度依賴參選人特質、地方派系網絡、在地施政滿意度以及藍白陣營合作的整合程度。賴總統的滿意度屬於可助選，但未成主導選舉的力量，難以吸納跨黨派的龐大選票。賴要轉向成為黨內參選人的「中性偏正資產」，有賴於提升這三個月的施政滿意度。這將成為究竟是賴發揮「母雞帶小雞」動能，或是地方參選人採「選戰地方化切割」之關鍵。

經濟成長狂飆 多數家庭卻喊苦？

2026-08-18 00:00 　聯合報／ 張桓翊／宜蘭縣噶瑪蘭青年團理事長（宜縣羅東）

AI商機爆發，催動出口及投資雙引擎，加上民間消費轉強，主計總處上修今年經濟成長率11.05%，寫下39年新高。 記者邱德祥／攝影

主計總處日前將今年經濟成長率上修至十一點○五％，可望創卅九年來新高。三天後，賴總統宣布，明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將增列二,三五七億元，普發每人一萬元，讓「AI 紅利、全民共享」。賴總統並坦言，經濟成長雖由全民共同創造，「每一個人感受到成長的速度，並不完全相同」。這句話或許比經濟成長率本身，更能點出台灣當前真正值得討論的經濟問題。

全球 AI、高效能運算與雲端需求快速擴張，帶動台灣半導體、資通訊出口及相關投資，為經濟注入強勁動能。問題在於，GDP 衡量的是一國總體產出，不是每個家庭收入的成長率。晶片出口與企業投資可快速推高 GDP，但在餐飲、零售、旅宿或傳統產業工作的受雇者，不會因此在薪資單上看到等比的增加。

更值得注意的是，主計總處同日公布的家庭收支與薪資資料，出現另一個面貌。民國一一四年（二○二五年）每戶可支配所得中位數只增加百分之三點四，全時受雇者經常性薪資中位數也僅約四萬元，全國房價所得比仍接近九點五倍。民眾有感的不是 GDP 增加多少，而是薪水扣掉房租、房貸與日常開銷後，生活還剩多少餘裕。

這一兩年同學陸續畢業、開始找工作，大家談的仍是工作不好找、起薪不高；即使找到工作，想到房價與生活成本，依然覺得買房遙不可及，更不敢思考結婚生子。到了中壯年，壓力則換成「上有老、下有小」，一邊要負擔孩子教育與家庭開支，一邊開始面對父母照顧、醫療與長照需求。這些看似瑣碎的日常，正是民眾理解經濟最直接的方式，有感的不是 GDP 成長多少，只有生活中每筆不易承擔又不得不花的錢。

明年度歲入因經濟成長而上修，政府表示即使增列二,三五七億元普發現金，仍可維持歲入歲出平衡、實質零舉債。總統更指出，一萬元可用於孩子教育、長輩照顧、減輕家庭負擔，也可以增加消費。至少在政府的論述中，這筆錢不是紓困，而是把經濟成長成果直接分回家庭。

然正因政府將它定義為「共享 AI 紅利」，政策討論就不能停在「發不發得起」；一次性現金最容易被看見，但也最容易消失。一個家庭收到一萬元，可能拿去繳房租、孩子的學費或父母的醫療照顧，的確很有感；但一年一年過，房租仍要繳、孩子仍要養、長輩仍需要照顧。值得檢討的還是經濟成長對實質改善薪資、地方產業與家庭生活的機制是否健全。

對普通家庭而言，真正的「AI 紅利」不該只是在某天帳戶多了一萬元。政府既然說經濟成長的果實要由全民共享，最終的衡量標準就不該只是 GDP 增加多少，或全民共領了多少錢，而是應回到最樸素的問題：台灣經濟高速成長後，多數家庭日子是否更好過、更敢規畫未來？

名人堂電子報：http://paper.udn.com/papers.phppname=PID0030&page=1#ph 　

◆ 　陳力俊／美國陷入的新永恆戰爭

◆ 　黃齊元／以和中保台取代抗中備戰

陳力俊／美國陷入的新永恆戰爭

2026-08-18 00:00 　聯合報／ 陳力俊（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

正如美國在伊朗的泥淖所顯示，戰爭幾乎總是比開始更難停止。根據曾任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的蘭德（Dafna H.Rand）在《外交事務》發表「新永恆戰爭：美國如何陷入盟友的爭鬥」一文，分析華盛頓試圖主要依賴空中力量，避免派遣地面部隊，以免捲入所謂「永恆的戰爭」。但在許多國家，美國並非直接參與，而是裝備親密盟友以對抗共同威脅與共同敵人。

民國一○四年（二○一五年），華盛頓支援沙烏地領導的聯軍對抗葉門胡塞武裝。民國一一一年（二○二二年）起，支持烏克蘭抵禦俄羅斯入侵。民國一一二年（二○二三年）哈瑪斯襲擊以色列、加薩戰爭爆發後，美國持續向以色列提供軍事與外交支持。在這三場戰爭中，華盛頓都提供或出售了大量軍事裝備，並給予不同程度的情報、訓練與外交支持。然而，軍事支援的成效與政治控制力並不成正比。美國成為戰爭持續能力的重要供應者，卻未必擁有相應的終戰決定權。

傳統的「永恆戰爭」是美軍親自作戰，新的「永恆戰爭」則可能變成美軍不大量上戰場，但美國的武器、情報、金錢與外交力量長期留在戰場。美國從阿富汗、伊拉克得到的教訓是「不要再派數十萬美軍打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但它的替代方案：武裝盟友、提供情報、空中力量及外交支持，並沒有真正解決「如何結束戰爭」這個根本問題。

蘭德真正討論的並不是「美國是否應該援助盟友」，而是如果不能有效影響盟友的戰爭目標、作戰方式與停戰時機，那麼「支援盟友」本身就可能成為另一種形式的永恆戰爭。

他指出美國援助盟國的「槓桿悖論」。在盟友最危急、最需要美國的時候，美國面臨道德、政治與戰略壓力，不便立即要求盟友限制戰爭目標、約束軍事行動，甚至預先討論停火，很容易被視為「在盟友最困難的時候扯後腿」。

可是等戰爭進行一段時期後，盟友已建立自己的戰爭目標，美國已投入大量資源與聲譽，更難抽身；同時，美國國內民意和國會支持卻逐漸下降，結果是美國的物資投入愈來愈多，政治影響力反而可能愈來愈小。

作者打破一種常見錯覺：美國提供武器，所以受援助者就應按華盛頓意思行事。實際則並非如此。各國領導人都有自己的國內政治、國家利益、歷史記憶與政治生存需求。作者指出較小的盟友甚至能反過來影響美國政治。他們可訴諸國會、媒體、利益團體與美國輿論，繞過白宮。這使傳統「大國控制小國」的權力模型變得複雜：美國有武器槓桿，盟友也有政治槓桿。

本文最值得注意的是軍事援助本身不是戰略。武器可以幫助盟友打仗，卻不能回答五個更高層次的問題：為何而戰？打到什麼程度？什麼叫勝利？什麼時候停止？ 如果盟友對「勝利」的定義與美國不同，美國究竟是在支持盟友，還是在承擔一場自己無法決定終局的戰爭？

廿一世紀美國面臨的戰略風險，也許已不只是自己發動一場錯誤的戰爭，而是在沒有共同終局、沒有援助條件，也沒有退出機制的情況下，逐步承擔盟友延續戰爭的責任。這正是霸權管理同盟最深刻的困境：既不能拋棄盟友，又不能完全控制盟友；既要維持安全承諾的可信度，又要避免被盟友拖入無法結束的戰爭。大國如果只有支持盟友作戰的能力，卻沒有協助盟友結束戰爭的能力，那麼再強大的軍事力量，也不能稱為完整的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