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家之眼】可以把吸菸者當作全民提款機嗎？
◆ 【專家之眼】台灣人與中國人認同問題解析
【專家之眼】可以把吸菸者當作全民提款機嗎？
2024-05-27 07:15 聯合報／ 陳國樑／政大財政系教授兼系主任、政大財稅研究中心主任
根據菸害防制法規，菸捐應每二年檢討，前次檢討為111年度，國健署預計於今年下半年召開菸捐評估會議。（路透）
「Earmark」是一個複合詞，由「耳朵」（ear）與「標記」（mark）兩個字組合而成，原意係指以特定的方式切割牲畜的耳朵作為標記，以便農民能夠區分自己的牲口與在公共土地上放牧的他人牲口。政府之特定稅捐，一旦法律規定稅收必須用在特定支出項目，就猶如「在耳朵上被作了標記」，稱之為「指定用途稅」（earmarked tax）。我國之菸品健康福利捐即為指定用途稅，收入主要用於全民健康保險安全準備以及癌症防治。
根據菸害防制法規，菸捐應每二年檢討，前次檢討為111年度，國健署預計於今年下半年召開菸捐評估會議。110年度起，菸捐收入開始下跌；復加以近來健保點值下跌與癌症篩檢經費不足，也都引發不少議論，於是調高菸捐稅額的呼聲四起。
癮君子是否「罪大惡極」，須淪為「全民提款機」？對於菸品課稅的正當性何在？
根據課稅的「效用理論基礎」（utility rationale），個人的租稅負擔應決定於效用水準。財貨或勞務的消費可以帶給個人效用的滿足，所以消費，相較於所得，是更好的稅基。按此，所有財貨與勞務的消費，都應該一視同仁課稅。這種「廣基」的消費稅，在各國有不同的制度；例如，我國所施行的營業稅（business tax）、日本的消費稅（consumption tax）、新加坡的商品及服務稅（goods and services tax）、歐洲國家的加值稅（value-added tax）或美國的銷售稅（sales tax）。
在一般財貨與勞務的消費都已納入課稅範圍的情形下，何以政府又針對特定財貨（或勞務）另行開徵「特別」的消費稅？統整學理在規範面的討論，開徵特別消費稅的正當性，大體有以下三種論述。
首先，特定財貨於生產或消費時，如果存在生產者或個人所未考慮的「外部成本」，例如，生產水泥在開採的過程對於周遭環境所造成的破壞；會造成過度生產或過度消費的資源錯誤配置。如果能夠透過另行課稅，使外部成本成為生產成本或消費價格的構成，則可以導正資源的配置效率。此種透過矯正性租稅（corrective taxation）以使「外部成本內部化」的做法，為福利經濟學大師庇古（A. C. Pigou）所倡議，亦稱之為「庇古稅」（Pigouvian tax）。
其次，為使納稅能力較高者負擔較重的稅負，政府可以對奢侈品的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例如，遊艇或高爾夫球會員證等，在一般消費稅外，另行開徵特別消費稅，以達成「量能課稅」的效果，以租稅促進公平。
第三，在財政學的討論中，「劣價財貨」（demerit goods）的消費，雖然可以帶給個人效用的滿足，但也同時會對消費者產生負面影響，有害個人身心、敗壞社會風氣。此種「不受社會歡迎」的財貨，任由市場供需決定其生產與消費，在均衡時往往會產生過度的情況；透過課稅提高其生產成本或消費價格、以價制量，可達到抑制廠商生產或減少個人消費的政策目標。因此，對於未立法明訂禁止消費的劣價財，可以透過課稅，達成「寓禁於徵」（prohibitive levy）的效果。
回歸菸品課稅的討論，菸草製品的消費具成癮性、有害個人健康，符合教科書定義的典型劣價財；又，紙菸在燃燒與吸食的過程所產生的二手菸、三手菸，危害他人健康，造成外部成本。是以，針對菸品開徵特別消費稅，不論是採稅或捐的方式，可以同時具備「寓禁於徵」與「外部成本內部化」兩種論述。
根據「外部成本內部化」，菸品課稅的正當性，止於稅率或稅額小於等於其所造成的外部成本；根據「寓禁於徵」，菸品稅率或稅額並沒有上限，端視希冀達成的禁止效果。
最後，脫離特別消費稅的討論，改從「受益原則基礎」（benefits-received principle rationale）出發，由於吸菸者相較於不吸菸者，使用較多的醫療資源，是而，對於菸品課稅或是提高吸菸者的健保保費，也能有「使用者付費」立論的支持。
綜上，對於菸品課稅、把吸菸者當作「全民提款機」，有充分的正當性。在六三禁煙節的前夕，藉此呼籲，不想「吐鈔」的癮君子們，戒菸吧！
【專家之眼】台灣人與中國人認同問題解析
2024-05-27 07:01 聯合報／ 湯紹成／亞太綜合研究院院長
五月天阿信24日晚間在大陸北京鳥巢開唱，突然說出口「我們中國人」，引起兩岸歌迷熱議。圖／取自「五月天 阿信」臉書
最近一些台灣歌手在大陸稱自己是中國人，引起本地歌迷強烈反彈，如何解決這個困擾已久的問題？
整體而言，這就是所謂的認同（identity）問題，此乃產生於一種感受（sense）與認知（perception）。由於認同的範圍十分廣泛，必須要有範疇與層次之分，以及主體與客體之別。
進而，認同問題的主要內涵，大致包括原生因素（primordial factors）與建構因素（constructive factors），前者包含種族、語言、文字、血統、宗教及生活方式等，或可稱為文化認同，後者則由共同的歷史經驗、好惡、情感、利益與意願等組成，或可以政治認同來概括。正如19世紀法國的哲學家瑞囊（Ernest Renan，1823-1892）所言：一個民族就是持續不斷的公民投票，進而由國家加以保障而得以存續。
綜觀世界各國的認同形成過程，大多是由文化認同開始，再形成民族認同，比如日耳曼民族、斯拉夫民族與中華民族，然後形成國家認同，而這些認同階段都相互影響。少數的例外比如是美國與新加坡，他們是先從國家認同起步，而形成各個民族的熔爐。
由於兩岸分離逾一甲子，但原生因素幾乎未變，而政治認同卻大異其趣，反之，如日本並未分裂，那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合一。簡而言之，在政治上我們是中華民國人（簡稱台灣人），因為我們有自己的憲法與制度，此乃屬於事實（de facto）層面表述，法律（de jure）層面另議。若不把台灣人與中國人做對照的選項，而只詢問是否屬於中華民族一分子，台灣人的認同度也有將近70%，因為這種認同的政治性較低，故文化上屬於中華民族（或稱中國人）當無疑義。
再看當前台灣的各式問卷，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只有個位數字，其實這是把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混為一談所致。因為自民國八十一年（1992年）台灣才開始進行持續民調，原本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認同，已日益被大陸的中國人所取代，由於兩岸分治，台灣人自然難以與對岸的中國人認同。
另外就是所謂主體性問題，台灣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或反是。從傳統認知的角度觀之，台灣文化當然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但若以荷西文化為起點，認為中華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形成所謂台灣、中國與世界的「同心圓理論」，進而視中國人為外國人，那就將形成「兩國論」的僵局，終會導致兩岸直球對決。
因而，若將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分開，形成「政治的台灣人，文化的中國人」，再合成「台灣的中國人」的認同，當可在台灣人與中國人這兩種認同中找到平衡點，可能會獲得較大的共鳴。筆者經過幾次的學生問卷，此一認同都拔得頭籌。由此可見「台灣的中國人」這一認同選項，確實值得深思與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