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家之眼】補助不孕症試管嬰兒政策 真能催生？
◆ 【專家之眼】美國對台灣的兩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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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之眼】補助不孕症試管嬰兒政策 真能催生？
2021-05-07 19:49 聯合報 / 曾志超／中華經濟與金融協會副秘書長
行政院昨天提出「助圓夢、安心生、國家跟你一起養」三大政策，試圖解決少子女化的困境。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在母親節前夕，行政院提出「助圓夢、安心生、國家跟你一起養」三大政策，試圖解決少子女化的困境，其中又以「擴大不孕症治療」政策最受矚目。政府重視少子化問題值得肯定，惟其作法有待商榷。
引用民國 109 年(2020年)6月內政部公布之「結婚年齡中位數及平均數」資料，女性初婚者之年齡呈現逐年提高的趨勢，民國 80 年(1991年)平均數只有26歲，民國 108 年(2019年)已達30.4歲；男性更高，民國 80 年(1991年)為31歲，民國 108 年(2019年)已經攀升至32.6歲。另「出生數按生母年齡、生母平均年齡及生第一胎平均年齡」也顯示，國人生第一胎平均年齡，亦是快速逐年提高，民國 80 年(1991年)平均年齡只有27.66歲，民國 108 年(2019年)已達31.1歲。
台灣晚婚與晚生問題相當嚴重，第一胎平均年齡31.1歲，遠超過醫學上生育黃金年齡21至28歲，許多夫妻面臨生育困難問題，因而求助於人工生殖管道。政府在一些生殖醫學專家的建議下，打算大幅補助人工生殖費用。惟政府補助不可忽略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缺乏排富條款，該項補助措施，只要是不孕夫妻，一方具我國國籍，且妻年齡未滿45歲，就有資格獲得補助，並未設立排富條款。從目前各大知名醫學中心或婦產科診所的生殖醫學相關門診門庭若市看來，高所得者根本不需要政府補助，為何要拿納稅人的錢補貼富人，此舉形成國家資源浪費。
其次，變相鼓勵晚婚與晚生：政府將補助年齡定在45歲，補助年齡顯然過高。根據衛福部於民國 109 年(2020年)7月發布的「民國 107 年(2018年)人工生殖施行結果報告」顯示，民國 107 年(2018年)在所有接受治療之受術妻中，其年齡介於35至39歲之間者占最多數的39.2%，其次為40至44歲的25.7%。
然而植入週期活產率使用配偶間精卵之植入週期活產率，深受受術妻年齡影響，未滿35歲者之植入週期活產率高達45.5%；35到37歲降至39.2%；38到40歲再下滑至30.5%；41到42歲急遽衰退18.6%；而年齡大於42歲只剩下不到一成的7.4%。由上述數據可知，超過40歲的婦女從事人工生殖成功率相當低，且對高齡婦女提供補助，形同變相鼓勵晚婚與晚生。
第三，詐領補助可能性大增：政府補助金額相當高，首次申請上限10萬元、再次申請上限6萬元，每胎補助最高6次（遠高於新加坡的3次）。易言之，每胎最高補助可達40萬元。過去許多醫療院所或個別醫師以各種名目詐領健保給付，多數案件涉及總金額約在十餘萬至百萬之間。如今每件補助金額高達6萬以及10萬，大幅增加詐領的誘因，騙取政府補助的問題將會更加嚴重。
第四，人工生殖費用恐變相漲價：目前國內許多知名生殖醫學中心在需自費的條件下，門診都已經大為爆滿，未來政府提供大幅的補助後，需求勢必大增，依據經濟學的供需法則，這些門診有可能大幅漲價，讓政府的美意大大折扣。
最後，排擠其他資源：依據行政院推估，每年將補助2.3至2.8萬不孕夫妻，預算約為26至32億元。本文認為這樣的推估過於保守，實際可能需要的經費將遠大於其預估，而排擠相關衛福部的其他資源。
現行不孕症試管嬰兒補助，僅限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不孕夫妻，每年1次，每年上限為15萬元，轉述媒體報導，補助中低收入戶6年以來只有52對夫妻申請，7個孩子出生。即使有高額的補助，申請者卻甚寡，因為重點是養不起而不敢生。
本文以為，政府打算花費鉅資補助人工生殖效益相當有限，必要性堪慮。若欲實施此一政策，也應排除超過一定所得的家庭、降低補助門檻至40歲以下，並防範醫療院所詐領補助以及變相漲價等問題。
【專家之眼】美國對台灣的兩手策略？
2021-05-07 19:39 聯合報 / 陳一新／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榮譽教授
七大工業國G7與歐盟結束外長會議並發表公報，首次公開提及台海議題，一方面表明「重視台灣海峽和平及穩定的重要性，鼓勵和平解決兩岸問題」。法新社
七大工業國（G7）外長會議5日在倫敦結束後發表公報，除呼籲中國在防疫與氣候變遷和全球合作外，也強調台海和平穩定與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論壇與「世界衛生大會」（WHA）。G7外長公報能發表這樣的友台言論，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居中協調、穿針引線功不可沒，但內行人都知道美國為首的 G7 只是表面力挺台灣，目的在玩兩手策略，逼迫中國上談判桌。
自拜登總統上台以來，美國對台海兩岸政策給世人的印象就是「反中」好像比前總統川普還猛，「友台」似乎玩得比前任政府還兇。
惟實際上，拜登從一開始打的如意算盤就是，先對中國擺出一付咄咄逼人的態度，強調美國歡迎競爭、也可以合作，如果北京想要對抗，美國也願奉陪。
但是，等到俄羅斯與中國組成十六國聯盟，準備與美國為首的「民主科技聯盟」一較高下時，拜登對俄、中兩國的政策立刻隨之調整。
美國的真正對手是俄、中兩國，當然政策調整也以這兩國為主，而充分反映在拜登4月28日首場對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的演說之上。
在該場演說中，拜登算是對俄羅斯總統普亭給足了面子，表示兩國已經以公平對等的方式，解決了他們在俄國干預美國大選問題的歧見。拜登顯然期盼，他與普亭的峰會能在6月舉行。
此外，拜登在演說中刻意不提台灣、香港、新疆等讓北京聽了就不爽的議題。他的目的無疑是美、中兩國能在不久的將來能逐漸改善關係。除了在防疫與氣候變遷之外，美、中兩國能延續他們在前政府未盡的貿易談判。
拜登既然有意與俄、中兩國改善關係，自然必須將上任頭兩三個月似乎日益清晰的戰略大幅調整為美國一直採取的「戰略模糊」。首先，在「戰略模糊」之下，美國對台灣就有必要採取兩手策略，一方面讓台灣感受到美國對台灣的友好與善意，一方面也讓台灣知道不能完全依賴美國，而必須加強戰備與軍備並多採購美國的武器。
其次，在「戰略模糊」之下，拜登政府可以一方面讓台灣感受到美國不會在台海衝突時袖手旁觀，但一方面又沒有明確的安全承諾，促使台灣不得不與中國大陸改善關係。
第三，在「戰略模糊」之下，拜登政府不僅不必冒著與中國決裂的危險，而且可以與大陸針對雙方都能接受的議題進行對話與談判。
第四，在「戰略模糊」之下，美、中兩國才有可能一方面不讓敵意變成「零和遊戲」，一方面以理性平和的態度坐在談判桌上磋商出一套避戰、避險、查證與檢驗的機制。
最後，台灣最大的問題就是很少人相信中國會對台動武。一旦中國對台用兵，台灣絕大多數人民都相信美國會出兵馳援。日本首相菅義偉在與拜登談判建立的「日本模式」就是一方面配合美國在東亞的「反中」政策，進一步強化日、美安保聯盟，一方面警告中共不得濫用「海警法」。美、日兩國推出的政策就是「反中」立場強烈，但卻預留迴旋空間；「友台」則曖昧不清，讓兩岸都摸不準美國的真正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