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7日 星期日

經濟日報社論/三倍券既無效率也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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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日報社論/三倍券既無效率也沒效益
◆  聯合報黑白集/司法有洞,一案兩命
◆  聯合報社論/高雄市民罷免了韓國瑜,也審判了民進黨







經濟日報社論/三倍券既無效率也沒效益


2020-06-06 23:46 經濟日報 / 經濟日報社論


在國人千呼萬喚之下,政府終於提出「振興三倍券」施行細則,但因發放方式過於複雜,連政府自已都說還有一些技術問題要考量,必須要等到7月中旬才能發放。到時候疫情可能已過,國人早就迫不及待地大量增加消費支出,屆時政府的振興政策恐怕已失時效。
在2008年9月金融海嘯爆發時,台灣經濟嚴重受創,政府12月初決定發放每人3,600元的消費券,2009年1月中旬就實體發放,當時正是經濟受創最嚴重之時,且正逢過年,一個四口之家可以拿到14,400元的消費券,至少可以度過年關,因此得到絕大多數國人的支持。同時,為了能讓國人可以儘早拿到消費券,內政部利用各地超過1,900多個投開票所來發放,也可以由家人代領,發放當天全國就領走了90%,其他人則可以到各地郵局領取,第一星期發放比率超過95%,展現非常高的效率。
當時發放總額加上行政費用總共約850億元,大約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0.6%,估計支出乘數約2.5倍,預估可以帶動1.5個百分點的經濟成長率,旦考量可能會出現替代支出,當時經建會保守估計能帶動1個百分點的經濟成長率。為了瞭解消費券的實際經濟效益,當年年底中研院經濟所抽樣調查國人消費券的使用情況,最終研究結果,估計實際創造的經濟成長率只有0.4個百分點。
導致經濟效益偏低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是國人拿了消費券之後,很大一部分用在本來就要花的支出,並未額外消費,也就是說其中有很高的代替效果。當時政策上出現的問題之一,就是規定消費券的使用期間到當年9月底,較長的使用期間讓民眾可以慢慢地使用,從而替代了不少原本就需要的支出,太長的使用期間可說是當年發放消費券政策中唯一的敗筆。
雖然消費券實際創造的經濟效益低於原先的估計,但因消費券發放得很快,加上正逢年節,提高了民眾對於未來經濟的信心,整體來看,當時的消費券得到非常高的的支持。
相較之下,這一次發放振興三倍券的決策與內容,顯得雜亂且沒有章法,連許多執政黨的成員都看不下去。首先,與國外情況相比,這次的規模小很多,產生的經濟效益當然比較小。其次,疫情已明顯和緩,經濟最壞的情況也可能已經過去了,但政府仍遲未動作。第三則是這次振興券的發放方式太多,必然會造成領取上的不便與混亂。
尤其是針對低收入戶,政府準備先匯1,000元到他們的戶頭,再請低收入戶領出來去買3,000元的振興券。如此作業程序顯然太過麻煩,既然這些人是低收入者,收入有限,比一般人更有花費需求,為何不直接發給他們3,000元現金或振興券。
另外,振興券計劃可以使用到年底,可使用的期間超過半年,因此可以預計大部分的支出會用在本來就需要購買的商品上面,也就是說,如此可產生的經濟效益也會偏低。
這次振興券與上次消費券最大不同的是,這次要花1,000元去購買3,000元的振興券,政府的目的是想發給每人2,000元,但可以創造3,000元的支出效果。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政府支出較小,產生的經濟效益會比較大,但是民眾要先拿出1,000元,使原本的財富減少,支出也會因而減少,抵消一部分的振興效果,研判最終產生的實際效益,應該會與直接發放2,000元的結果差不多,再考慮到替代效果,振興券帶來的經濟效益將很難達到政府宣稱「三倍」的效果。
總而言之,政府政策及執行必須要有效益,最重要的是政策執行的結果能否提升民眾對於未來的信心。但從現在振興券的規畫內容和發放方式來看,既乏效率,且可能也很難創造出所宣稱的經濟效益,徒留茶餘飯後的笑談話題罷了。












聯合報黑白集/司法有洞,一案兩命


2020-06-07 01:21  聯合報 /  聯合報黑白集
鐵路警察李承翰的父親病逝,嘉義市長黃敏惠(右)慰問家屬。 (中央社)


鐵路殺警案一審判決凶嫌無罪,時隔卅七天,殉職鐵路警員李承翰之父李增文因胃出血抑鬱而終。在「進步價值」口號震天價響的今天,竟有這種一案兩命的悲劇,何其諷刺
李父長期患有胃疾,兒子殉職後每次開庭均堅持到場,可見他要的不是賠償,而是堅信司法會彰顯正義。誰料,一片真心,卻換來司法的絕情。這個可憐的白髮人,就在對國家司法失望中,含怨而亡。
政府保障人權的調子唱得很高,但實況卻是少數人權被放大,多數沉默大眾的人權被壓抑。在司法天平上,被告與被害者的人權天平似已傾斜。
身心患者的權益當然應予保障,但僅讓單一醫師在速食店內兩小時做出鑑定,令人錯愕;也難怪李父怒控,「速食店精神鑑定太草率」。此外,法官未質疑凶手行凶時毫無判斷能力的結論;除了先射箭再畫靶,難以合理解釋。
再看,體制對被害公務員家屬的撫慰及保障是否足夠,也顯非當政者的思考重點。李父身亡後,蔡總統下令內政部全力協助家屬,蘇揆則說全力協助上訴,卻未談及體制改革的隻字片語。司法有洞,光說援助,又有何意義?
直言之,甩鍋法官或司法殺人容易,卻無助解決體制殺人的問題。李承翰殉職後,蔡英文說希望他是「最後一個犧牲的警察」;誰料,連他父親都把老命賠了進去了如果政府只會空喊口號,遇事則採鋸箭法切割,司法能有公義才怪













聯合報社論/高雄市民罷免了韓國瑜,也審判了民進黨


2020-06-07 01:15 聯合報 / 聯合報社論
韓國瑜確定遭罷免後,罷韓團體召開國際記者會。 (中央社)


在「罷韓國家隊」強力動員下,高雄市民昨天以九十多萬票通過罷免案,拉下一年半前他們以八十九萬票選出的市長韓國瑜。這個結果說明三點:一,贊成票遠遠超過罷免所需的五十七萬門檻,顯示韓國瑜當選未久即轉戰總統大選難獲市民諒解;二,投票率僅四成二,則可視為市民不滿民進黨政治操作的另類審判;三,韓營和藍軍此次採取消極避戰的策略,證實是錯誤且不智的戰法。
韓國瑜前年單槍匹馬出征民進黨經營了廿年的高雄,如烈火般攻下這塊綠地,展現了驚人的爆發力。遺憾的是,他未及兌現他許下的諸多發展願景,不到半年即投入總統大選,讓許多市民對其輕諾感到失望。由此可見,政治人物再神勇威武,永遠不能怠忽自己對選民的承諾。如今,韓國瑜成為首位被罷免的直轄市長,必須黯然下台,在政治史上留下難堪的一頁。
這次罷免案表面上由民間團體發起,卻處處可見中央政府介入的斧鑿搬弄,最後雖罷免成功,但民進黨贏得一點也不光榮。例如,《選罷法》規定就職未滿一年不得罷免,但這次罷韓提案卻極早發動,原因並非韓國瑜有任何違法瀆職,而只是報復性的政治動員;中選會卻一再放水,罔顧行政中立及程序正義。此外,法務部、內政部、教育部等從周邊發動助攻,包括蔡英文在黨中常會下令發動,都讓「罷韓國家隊」的操作達到高潮,終催出九十多萬的罷免票。
即使如此,這次的投票率僅四成二,有一百卅多萬高雄市民未參與投票。這個數字,意味多數市民並不認同這次罷免案,他們的缺席投票堪稱是對民進黨的政治審判,知道這是一場不民主的政治殺戮。依照原《選罷法》,罷免案過關至少要有五成投票率,才足以反映民意;但民進黨四年前主導取消了此一門檻,否則今天這場罷免案也不會過關。韓國瑜被罷,只是他個人的榮辱;但關係政治穩定的罷免門檻被胡亂拆除,不僅使民意變得更容易操弄,民主也變得更脆弱了。
就罷免案的攻防看,相對於綠營毫不避諱地出動「罷韓國家隊」精銳,藍軍和韓營卻採取低調的守勢,避免與對手正面交鋒,甚至呼籲支持者不要出來投票;從任何角度看,都是怯戰畏戰的錯誤戰略。民進黨是一個「狼性」的政黨,任何時候都極盡殺伐之本能;面對這樣的對手,藍軍卻以為保持「低調」、「消極」便可逃過一死,則未免太過天真,甚至可稱為愚昧。
試想,當年韓國瑜一人隻身在高雄競選市長,是憑著無畏的衝撞精神到處挑戰,因而贏得高雄人民的激賞,闖出一片天下。而今面對罷免,他竟然低頭縮頸作「任君宰割」狀,那個驍勇善戰的韓國瑜變成了退縮沉默之徒,如何不教高雄人失望?在這種情況下,韓國瑜失去了為自己辯護的機會,藍營更失去了向民眾辯護民主的機會,甚至連陳菊市府任內的弊案一件都沒有揭發,就要倉卒下台。這不是白走一遭,連影子都沒有留下來嗎?韓國瑜沒有掙扎一下就被罷免,他能甘於如此卑微的下台身影嗎?
在罷免案過關後,韓國瑜雖還可以對選委會或罷免提案人提出「罷免無效」訴訟;但在票數超過罷免門檻甚多的情況下,無效訴訟其實已無實質意義。儘管如此,要說這場罷免是如民進黨所宣稱的「民主的勝利」,實則大謬不然。真切地說,這次罷韓形同總統選舉的「延長賽」,韓國瑜在總統大選落敗,使得罷韓成為民進黨的政治「紅利」。尤其,民進黨挾「完全執政」之威,赤裸裸下達罷韓動員令,都讓這場罷免變成政治對決,而非市長施政的滿意投票。
最困惑的,應該是高雄市民了。這次罷韓成功,使他們又「回到了從前」—那個他們一年半前想要擺脫的「又老」「又窮」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