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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壯／NCC應該做鋪路的人
2017-07-30 01:16 聯合報 王健壯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ＮＣＣ）大樓。 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政府所為何事？是服務人民或限制人民？答案當然應是前者，但ＮＣＣ這個獨立機關卻顯然是個例外，例外到完全忘了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不信的話，可以檢視一下ＮＣＣ成立至今十一年來的歷史紀錄，看看ＮＣＣ這麼多年對通傳業者，究竟是服務多還是限制多？再不信的話，也可以翻閱一下ＮＣＣ最近公布的反媒體壟斷法草案，看看四十二條條文中，對業者到底是服務多還是限制多？當然，更可以問問通傳業者，他們對ＮＣＣ的評價究竟是好是壞？
ＮＣＣ首任主委蘇永欽，曾經自我警惕不要讓ＮＣＣ變成另一個警總，另一位主委彭芸也自我定位ＮＣＣ是為數位匯流而存在。但事實上，ＮＣＣ這幾年的作為，卻完全與這兩位主委的理想背道而馳，何以故？理由很簡單：ＮＣＣ始終以管制者的角色自居。
管制者的思維是但可管則管，管到細微枝節處，管到瑣瑣以為能、察察以為明，ＮＣＣ這幾年動輒以雞毛蒜皮的理由對通傳業者處分的數千件案件，就是具體例證。而且，管制者的另一個思維是有罪推定，在ＮＣＣ眼中，凡是有意併購者必屬虞犯，都有不良意圖，ＮＣＣ成立至今，以各種莫須有理由否准了那麼多併購申請案，就是具體例證。
反媒體壟斷法草案當然更是管制者思維的產物。這項猶如防盜手冊的草案，既劃下絕對禁止併購的紅線，也劃下ＮＣＣ有准駁裁量權的黃線，讓業者在禁制區內寸步難行，不但目前檯面上的業者不可能再有併購發展空間，更因為草案中有溯及既往的過渡條款，少數現有業者還必須在三年內揮刀自宮，不是要賣掉經營多年的產業，就是要改變持股比例，否則即屬違法。
換句話說，從ＮＣＣ過去紀錄以及反媒體壟斷法草案內容，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凡屬併購案，ＮＣＣ過去是否准多，通過少，甚至還有已通過案件，因再審而被否准之例；而未來ＮＣＣ則可能是，否准是原則，通過是例外，而且過去通過之案件，因不受不溯既往與信賴保護原則的規範，ＮＣＣ有權重作定奪。
更嚴重的是，ＮＣＣ的管制者思維也企圖干預媒體的專業自主。反媒體壟斷法中規定，媒體「應」訂定製播規範，「應」設置獨立編審制度及自律機制，「應」設置倫理委員會，「應」訂定編輯室公約等等，甚至還越俎代庖規定「獨立編審制度及自律機制之設置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但問題是，ＮＣＣ認定媒體「應」作為的那些事項，都屬於媒體自主與自律事務，干ＮＣＣ底事？與ＮＣＣ主管業務何關？尤其是媒體自律機制準則竟然要政府訂定，更是荒天下之大稽，自律變成他律，ＮＣＣ如果不是頭殼壞掉，如果不是管制者思維作祟，又怎麼會訂定出這種比戒嚴時期還可怕又可笑的條文？
在數位匯流去管制化的時代，ＮＣＣ應該扮演鋪路的人，而不是攔路的人。台灣現在的媒體環境與全世界一樣，早已進入傳統媒體的衰世，衰世中又何來或何有可能出現媒體壟斷？況且，在新媒體的盛世中，即使有人想壟斷傳統媒體，又有何巨大商業利益可圖？有何不可取代的話語霸權可言？在社群媒體當道的後真相年代中談反媒體壟斷，就像在後冷戰時期談圍堵政策一樣，都是時空錯置的舊思維；ＮＣＣ若真想反媒體壟斷，何不學歐盟和美國那樣，劍指谷歌與臉書？
所以，根本的問題是：台灣有必要制定一部這樣舊思維的反媒體壟斷法嗎？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