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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縱論／從英國脫歐 思考亞洲矽谷定位
2016-07-31 03:27 聯合報 簡立峰（Google台灣董事總經理）
英國確定脫歐，正好讓我們近距離觀察英國的優勢與挑戰。英國為歐洲科技大國，倫敦更被視為歐洲矽谷，而台灣的新政府近期提出「亞洲矽谷」的重點產業政策，也許我們可透過觀察倫敦最近的變化，思考台灣在全球科技產業的定位。
英國因地理鄰近性，得以大量吸納歐盟人才，比如先前掀起人機大戰話題的圍棋人工智慧程式AlphaGo，就是由位於倫敦、Google旗下的DeepMind所開發，其研發人員更匯聚各國人才，包括來自台灣的黃士傑博士。另外，英國文化能自然聯結美國市場，使英國科技界能成功發展出類似以色列的技術輸出模式，雖然名列科技百強的英國公司不多，但在新科技領域，不論是金融科技、人工智慧、手機處理器等，許多公司都開發出頂尖技術，表現亮眼。
倫敦如同矽谷，高科技公司員工少有本地人。雖然英國脫歐有其複雜因素，但大量外來人才造成英國本地居民工作機會被嚴重剝奪，是原因之一。但也因為這層隱藏的排外心結，隨著脫歐確定，造成在英工作的歐盟人才有很大的不安全感，不少跨國企業擔心未來會不會對歐洲移民設限，而科技界也質疑英國的人才優勢是否已不再。
就在此時，日本軟銀（Softbank）提出收購英國指標性企業、晶片設計大廠安謀（ARM），多少加重打擊英國科技業信心。若加上中國電器製造商美的集團收購德國機器人製造商KUKA的股份、騰訊預計收購芬蘭手機遊戲開發商Supercell，亞洲企業與歐洲領導企業的科技爭奪戰儼然開展。亞洲已是高成長市場，除了中國大陸，印度與東南亞也在快速崛起，科技重心一時間出現了從歐洲東移的現象。
台灣新政府正規劃「亞洲矽谷」為重點產業政策，並鎖定桃園作為園區基地，正好可以參酌國際產業的局勢變化，把握亞洲科技產業崛起、歐洲資源東移的機會。不過亞洲各國競爭激烈，台灣要在東京、北京、深圳、印度班加羅爾間，擁有更清楚的差異化定位。英國成功是有效聯結美國與歐洲大陸市場與人才，台灣熟悉中國大陸加上臨近快速成長的東南亞市場，應該可以找到有利位置，讓外資知道，哪些科技領域應該選擇投資台灣。
細數台灣優勢，電子產業已有很好基礎、擁有完整產業鏈。印度與東南亞目前還無此條件。另外，台灣產業雖不若矽谷可以領導全球創新，但全球前十大半導體公司中，就有台積電、聯發科這兩家、也有全球最大電子製造服務公司鴻海，加上遍布全台的資通訊科技廠商，台灣已是不折不扣的矽島，確實有爭取為「亞洲矽谷」的實力。但正面臨產業典範轉移、新領域人才資源有限，甚至是人才外移與少子化的挑戰。面對新一波的科技發展，台灣需要有所取捨。若持續發展硬體就需要與深圳產生差異化，想發展網路新經濟需要南進擴大南亞與東南亞市場，否則無法與北京中關村比較。
台灣不大，科技業已遍布全台，「亞洲矽谷」應是針對整體台灣的規劃，將不同城市賦予不同產業定位是可行的，例如桃園可以是物聯網中心，台北則是數位經濟中心等，但「亞洲矽谷」更該涵蓋整個台灣，或許更容易讓國際看到台灣自我的清楚定位。
國際人才的吸引力，更是能否形成科技重鎮的最重要基礎。英國如此國際化，脫歐都會讓一些跨國企業擔心英國能否持續吸引優秀人才，甚至考慮將重心轉至其地區，更可想像科技業國際化和吸引國際人才來台佈局仍不足的台灣，所面臨的挑戰。若無最近鴻海大手筆併購夏普、讓台灣產業有機會在日本本土吸納日本人才，台灣在最近這波國際科技業併購與人才爭奪戰中幾乎缺席。因此，若希望從現有的半導體矽島蛻變成創新的矽谷，就需要全力吸引國際人才來台。
台灣有穩固的高教體系、工業基礎及科技研發能量，一直是亞洲的資通訊工程中心。加上社會安定、犯罪率低，與醫療保健、交通運輸、產業鏈等都很健全，這也是不可低估的優勢，應加發揮吸引更多外籍人才。
藉著英國脫歐，及部分歐洲科技產業的東移，台灣正好可以思考如何重新定位自己，讓世界科技人才更能看見台灣。
（作者為Google台灣董事總經理）
星期透視／追求和平紅利 是兩岸最佳選擇
2016-07-31 03:27 聯合報 高希均／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
（一）沒有和平，五大皆空
總結研習經濟發展逾半世紀的心得，我認為中華民國發展，在蔡總統主政之下，最關鍵的選擇就是：
（１）和平：沒有和平，一切落空。（２）開放：沒有開放，一切空轉。（３）經濟：沒有經濟，一切空談。（４）教育：沒有教育，一切空白。（５）文明：沒有文明，一切空洞。
一旦贏得「和平」保障，就會產生有形與無形「紅利」。中華民國（台灣）才能在社會安定中進步，在資源整合中發展。
馬政府執政八年中，隨著戰爭威脅減少及兩岸互信增加，「和平紅利」創造了良性效果：台灣變成了安身立命的地方。
（二）諾貝爾獎只有「和平獎」
我經歷了廿世紀上半世紀的全面戰亂；後半世紀大陸與台灣軍事對峙；幸有台灣海峽阻隔，避免了打仗的悲劇。
百年來中國人的歷史，徘徊在絕望與希望之中，毀滅與重生之中，鎖國與開放之中。
出生於南京，十三歲到台灣，廿三歲去美國讀書。從一九五九年秋到達美國那一刻起，脫離戰亂陰影。眼前第一次看到真正安定、自由、奮鬥、創造富裕的社會。
從此，我最大嚮往就是「和平」，最強烈的厭惡就是「戰爭」。午夜夢迴想的是：哪一天台灣與大陸能像美國社會一樣，在沒有戰爭威脅下，人民可安居樂業。 後來看到美國介入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等地，使我看清美國政府偽善的一面，產生極大的失落感。
一九○一年設立的諾貝爾獎有遠見：只有「和平獎」，沒有「勝利獎」。
「和平」變成我最要推動的進步觀念。沒有一國因教育預算比例過高而財政破產；但歷史上窮兵黷武，軍費過高，終致政權崩潰的例子不少。
（三）廿年決策延誤的代價
馬英九政府在意識形態及各種勢力相互糾纏下，施政陷入困境，幸有最重要的政績—「和平紅利」出現。在最棘手兩岸問題上，他選擇一條正確的道路—兩岸和平。
在馬任內，兩岸關係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默契下，台海進入前所未有風平浪靜。但從經濟發展策略看，台灣白白地丟掉了廿年（李登輝十二年、陳水扁八年）。兩岸融合的廣度與速度，厚度與力度，在台獨意識牽制及反對下，遠遠不足。廿年決策之延誤，造成了今日經濟之困局。
近十年來遠見雜誌邀請來台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及美國著名學者，論及兩岸關係—特別是經貿投資領域—看法都是一致的：「台灣要設法與身邊這個龐大的經濟體，發展良好的互動關係。」歷史學者柯偉林（W.C. Kirby）能說流利中文的學者，熱情地勉勵年輕人：「不要恐懼大陸的興起，你們應當要有完全的自信，與他們接觸、認識、交流。」與大陸社會相比，柯偉林對台灣充滿稱讚及期許。
就長期經濟發展而言，對大陸市場是「三不」：（１）不能輕視，（２）不可放棄，（３）不易取代。
誰都知道「市場分散」、「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的道理，「南向政策」就是一例，「說容易，做不易」。看看韓國與大陸簽的貿易協定，就使台灣產業坐立不安。大陸推出「一帶一路」及「亞投行」，所展現的企圖心及戰略布局，台灣只有一項選擇，就是要儘快加入。「馬習會」中，習近平更明確表示：「我們願意與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兩岸可以加強宏觀政策互通，發揮各自優勢，拓展經濟合作空間，做大共同利益蛋糕，增強兩岸同胞的受益面和獲得感。」
我們要嚴肅地呼籲：兩岸必須要儘早簽訂和平協議，使「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變成世世代代的鐵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