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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壯／一本「匪書」就能摧毀台灣民主自由？
2020-12-27 03:12 聯合報 / 王健壯（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一個國家如果號稱有出版自由，這個國家對出版品就不可能進行事前審查，政府若對出版品採取任何形式的事前限制手段，都有違憲之虞，這個國家當然也稱不上是有出版自由的國家。
台灣雖已民主轉型卅多年，但台灣民主迄今仍屬於不完全的民主，人民享有的祇是不完全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與學術自由，文化部決定推動已經備而不用廿七年的大陸出版品許可辦法，要求大陸出版品必須取得發行許可後，才可申請書號與獲得免稅，也證明了台灣的出版自由是不完全的出版自由。
文化部決定「落實」過去形同具文的大陸出版品許可辦法，理由包括：「民主防禦機制的體現」，以及「避免不具善意國家利用台灣民主自由，破壞台灣民主自由」。這些理由顯然都是政治性考慮，都是反中抗中思維的體現，並且企圖以防衛性民主理論來合理化對出版自由的限縮。
但一本大陸出版的書有必要無限上綱到防衛性民主的層次嗎？一本大陸出版的書可以達到破壞台灣民主自由的目的嗎？根據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防衛性民主僅針對有違憲之虞的政黨，文化部以此理論限縮出版自由，顯然欠缺憲法依據。更何況，大法官六四四號解釋早已把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的言論，視為應受憲法保障的政治性言論，文化部若要以許可辦法中「宣揚共產主義或從事統戰」的條文，禁止某些大陸出版品在台灣發行，豈不明顯違憲？而且台灣民主自由難道脆弱到可以被一本「匪書」就輕易毀之殆盡？
再退一步說，即使政府可以對大陸出版品進行事後追懲，卻絕不可以對大陸出版品實施發行許可制，許可後才能發行就是事前限制。而對出版品進行事前審查，在全球民主國家中幾已絕跡，出版品若遭受政府事前審查，在歐美民主國家的法院中，也毫無例外會被法官推定違憲，政府即使以國家安全受到威脅作為辯護理由，法院通常也會以「不具直接、立即以及不可彌補傷害」的理由，判決事前限制違憲。
換句話說，對出版品的事前審查，不論程序審查或內容審查，都違背出版自由。況且，文化部對大陸出版品實施發行許可制，進行的是程序審查，以防衛性民主理論作為許可與否的判斷依據，進行的則是內容審查，一種事前審查已經違憲，雙重事前審查當然更屬違憲；將來若有出版業者向大法官聲請釋憲，曾經做出四一四號、四四五號與六四四號解釋的大法官，怎麼可能會做出合憲判決來替文化部的事前審查開脫？
李永得曾經是走過戒嚴歲月的老記者，年輕時也必然涉獵過各式各樣的「匪書」，對禁書年代的記憶一定至今難忘。如今他當文化部長，在政策上的所作所為，理應與戒嚴時期大不相同，但他先是以程序理由查禁了一本大陸童書繪本，現在又要對大陸出版品實施雙重事前限制，豈不是又把大陸出版品以匪書視之？讓台灣一步步又走回那個不堪回首的禁書年代？
鄭麗君當文化部長時，並未「落實」大陸出版品許可辦法，李永得對大陸出版品的處理，下策應是「鄭規李隨」，許可辦法仍備而不用，上策則是修改許可辦法中明顯違憲的規定；要做一個徹底廢除出版品事前審查制度的部長，或要做一個可能動輒查禁匪書的部長，李永得如果初心未變，當然應該知所抉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