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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琦／後疫時期的財金困境
2020-07-15 23:46 聯合報 / 薛琦（作者為東吳大學講座教授）
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重大衝擊，各國際經濟組織都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將呈現前所未見的負成長。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重大衝擊，各國際經濟組織都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將呈現前所未見的負成長。經濟合作發展組織認為，全球經濟將下滑七點六個百分點，歐美尤其嚴重。伴隨而來的是大量的失業。美國失業率已創下經濟大蕭條後的新高。控制疫情固然重要，救失業更重要。各國採多面、多層的財政或金融措施。但疫情過後結果會如何，是個必須嚴肅思考的問題。
紓困預算：
紓困預算是在已經堆高的債務基礎上加債。去年底各國中央及地方政府債務占ＧＤＰ比重可分成三類：台灣、中國大陸與德國分別為卅三％、五十六％與五十九％，屬偏低者；美、法、英分別為一○六％、九十九％與九十％，屬中等；日本是二三八％，明顯偏高。這些數字還不包括後續可能增發的公債以及已有的民間公司債。像中國大陸二○一六年公司債ＧＤＰ占比就高達一六六％。政府在疫後償債時必然「與民爭債」，產生排擠效果。
此次各國紓困措施在規模、立法速度及執行便捷度上，也是前所未見，包括提供失業者或受創企業救助、展延貸款，或直接發放現金。目前各國紓困支出規模占ＧＤＰ的比重，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四點七％與五點五％最低；美國的九點八％次之；法、英、日接近廿％又次之；德國的卅點五％最高。各國如何彌補疫後的財政缺口，加上這段期間的稅損，是一大挑戰。
金融情勢：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海嘯後，全球跟隨美國，瀰漫一片數量寬鬆。過去十年，美國、歐元區、日本、台灣到中國大陸，各地M2新增數量占ＧＤＰ的比率都介於廿到廿九％之間。在物價平穩下，新增的貨幣確實壓低了利率，但卻沒有等比例促進消費與投資，而是流向股市與房市。可惜前者對ＧＤＰ的貢獻只有證所稅或證交稅，後者則要造成房租上漲才行。更重要的是，這新增貨幣會因為去全球化，提供通膨最好環境。
在金融面，各國對中、小、微企業及特定產業都提供了各種融資協助。美國的聯準會甚至直接購入ＥＴＦ、公債、公司債，甚至垃圾級的公司債。這些工具等於在金融市場埋下了未爆彈。
財政赤字與利率的困境：
政府償債不外三種方法。
一、發新債還舊債。但這無法降低債務水準，而且希望利率愈低愈好，以減少發債成本。
二、增加稅收。方法不外從提高稅率、擴大稅基或課新稅。但提高稅率不利成長與稅基擴大，而課新稅也不利成長。至於透過政策鬆綁來剌激經濟，在後全球化時期已是緣木求魚。
三、通膨。可稀釋債務，由全民吸收，但一旦發生，利率必然走高，不利發新債，更不利股市與房市。
美國二戰後的經驗：
在二戰期間，美國政府大量舉債。一九四○年美國政府債務只有四三○億美元，一九四五年增加到二五九○億美元，增加了五倍。但同期間，政府債務占名目ＧＤＰ的比率只從四十二％增加到一一四％，增幅一點七倍，因為分母名目ＧＤＰ增加了一點二二倍，其中實質ＧＤＰ成長了七十五％，但通膨也貢獻了四成。一九五○戰後第五年，美國債務水準幾乎不變，但ＧＤＰ占比卻少了廿五個百分點，原因完全來自通膨，因為同期間美國的實質ＧＤＰ負成長一點七％。
完美風暴：
新冠疫情給了全球化致命的一擊。過去常說，經濟預測就像天氣預報，向來不準，但天氣預報愈來愈準。如果說氣象上有所謂完美風暴，現在是關心會不會有完美的經濟風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