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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壯／政府有告知人民數位監控的義務
2020-05-16 23:31 聯合報 / 王健壯（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圖為示意。部分維權人士擔心，動用科技監控的同時，也會犧牲個人隱私。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政治有個特性，或說慣性：政府的權力易放難收，人民的權利難得易失；台灣這幾個月為防疫而大規模進行的數位監控，就是政治這項特性的具體案例。
公民權利因公衛危機的爆發而必須退讓，這是政府處理緊急危難所作利益衡量的結果，理所當然，也法所必然。但對前述政治特性有高度警覺意識的公民社會，卻絕不能對政府無條件賦權，放任政府的暫時權力漫無節制，坐視政府的暫時權力變成常態權力，否則，公衛危機結束後，國家必然將面臨公民自由的危機。
台灣這次抗疫所採取的措施，包括：健保資料串接入出境與警政機關居家檢疫資料，電子圍籬的設置，細胞簡訊的發送，口罩實名制的執行等，都是數位監控，都侵犯了人民隱私權；但因政府數位抗疫有成，溫良恭讓的台灣人民至今無一句怨言，遑論抗議。過去聞監控而色變的人，現在嘖嘖稱奇數位監控的效果；主導數位抗疫的官員也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進行大外宣；以色列與英國更表示想師法台灣，台灣剎那儼然變成數位監控的模範生，與南韓同樣揚名國際。
但民主政體與專制政體不同，專制政體對人民的監控是秘密進行、不受問責，民主政體卻不能如此，即使是面臨病毒浩劫的緊急危難，政府也應盡到告知人民的義務，包括告知人民：為何監控？如何監控？監控了什麼？誰來監督監控？何時結束監控？以及監控資料如何處理？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每日記者會，雖然盡到了防疫透明化的責任，但在監控透明化這項應盡義務上，卻顯然毫無作為。
換句話說，政府這次抗疫，顯現的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心態。緊急危難時期的政治監控，必須符合三項條件：目的限制、手段限制與時間限制，但台灣有哪個官員告知過民眾？況且，民眾有權利知道政府監控蒐集了哪些資料？以及與防疫主管機關以外的第三方，又分享了哪些資料？但台灣有哪個官員又告知過民眾這些資訊？
當政府公布鑽石公主號六十二萬民眾足跡，發送磐石號的廿四萬則簡訊時，許多人雖然驚嘆政府監控的無所不能，卻毫無警覺政府這種無差別監控的可能風險，當然，更不會有人「逆時中」質疑政府，就像疫情指揮中心的每日記者會中，至今沒有一人問過有關數位監控的問題一樣；政府可以豁免於數位監控的問責，這也是台灣防疫的另一項奇觀。
也因為政府自滿於數位監控的有效性，再加上社會對數位監控又缺乏問責，以至於即使疫情尚未結束，內政部移民署已迫不及待編列預算，以防疫為名，預備建置「旅客定位及行程分析系統」，對旅客基本資料、抵達地、行李、付款與轉機等資料，進行大數據分析，而且，資料將永久保留，不受現行法令規範。暫時權力可能變成常態權力，國外有美國九一一事件而讓政府常態性擴權的「愛國者法案」的前例，台灣這次因抗疫而使用的數位監控權力，是否會一樣變成常態權力，移民署預備建置的那套系統，就是一個檢驗標的。
更重要的是，目前疫情稍緩，不管是陳時中或是唐鳳，總該有個負責任的官員出面，向民眾完整說出台灣數位監控的故事；政府要享有監控防疫的權力，就必須先盡到讓監控透明化的義務；特別註記，這是義務。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