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6日 星期六

經濟/產業整併 轉型升級的當務之急

.聯合報社論..本益比低並非企業被併購的主因
.聯合報黑白集.時代力量? 時代困惑?
.經濟日報社論.產業整併 轉型升級的當務之急





經濟/產業整併 轉型升級的當務之急


2015-12-26 02:17 經濟日報 社論


近來有關陸資來台收購企業的新聞相當多,也引起台灣藍綠兩方的爭辯不休,立法院更決議,現階段政府不得開放陸資投資IC設計業,至於大陸紫光擬收購矽品等三家半導體封裝測試廠,則應嚴審並在明年520後再做決定。一場攸關台灣開放鬆綁及產業競爭力的討論,再度成為政治考量下的祭品。
不過,即使陸資來台投資IC設計業的政策已幾近關門,但台灣產業嚴峻的挑戰依然持續,尤其是產業面臨重大變革,整併仍然是轉型升級過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因為只要觀察台灣每個電子產業分項,都還存在著許多同性質的企業,大家重覆做一樣的事,也都在成熟市場中激烈地廝殺,若能夠透過整併,形成幾家強大的企業,對台灣產業的健康發展一定大有幫助。
整併對產業還有更積極的意義。過去台灣最強的就是專業分工,在每個技術與元件的分工中都做得很好,但是面對未來大智移雲(大數據、智能、移動及雲端)的趨勢,各種軟硬體技術的跨界整合成為關鍵競爭力來源,只有加快產業整併,才能發揮出更強大的整合力量。事實上,台灣的人才和資金都很有限,產業政策不可能以大國為師,什麼事情都想做,如今面臨巨大挑戰,更應該用減法來重整聚焦。重覆的事情不做,不夠創新的不做,附加價值不高的不做,如此才能將資源釋出,朝更創新的領域躍進。此外,在企業整併過程中,民間若無法順利推動,政府公權力往往扮演關鍵要角,過去日、韓政府就有不少案例。2012年,日本政府促成三家面板業者整併為日本顯示器(Japan Display)公司,更早的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韓國政府更以公權力介入,要求大財團減少多角化投資,每個產業只留下兩、三家企業,也促成了日後韓國產業在半導體、家電及汽車等領域的快速發展。
可惜的是,對照台灣的政治氣候,不僅政府無力主導產業整併,又要限制企業進行國際結盟與收購,在最近討論陸資來台時,甚至還有人說,台灣企業被收購或入股,是因為競爭力不好才要如此做,甚至覺得企業被收購了,就意味著認輸了、失敗了。其實,買賣沒有輸家、贏家之分,能夠為企業找到國際結盟對象,絕對比單打獨鬥要強得多,社會上普遍存在許多錯誤觀念,才導致台灣在整併行動上一直受阻。
此外,政府目前在併購法規上也有諸多限制,例如若被收購一方還沒有獲利,就要求收購方一定要用現金買,不能用股票來換股,過去這種規定是為了防止有人會利用這種收購方式讓小公司夾帶上市,但這種從防弊的想法來設計的規範,卻成為企業整併的阻礙,因應產業發展新趨勢,法規必須調整。
事實上,企業透過收購補強本身的不足,已是歐美企業習以為常的作法。美國柏克萊大學教授Henry Chesbrough,就曾提出一個開放式創新(open innovation)的觀念,意即企業不一定要從頭開始做研發,透過併購去外面買好的專利與技術,對公司的轉型與升級會有更大的幫助。這種開放式創新的概念,對大公司來說更顯重要,因為CEO要為每季的業績負責,必然把資源放在主力業務,很難分出心力做研發創新,所以透過併購小型新創公司,來增強本身創新能量的不足。因此,透過收購來推動企業進一步發展,也就是所謂的購發(Acquire & Development),有時候會比內部的研發(R&D)來得更快速有效。正因為許多歐美企業都朝開放式創新的方向走,才讓跨國併購如此興盛,而創業家因為有這種機制,也就不一定只有股票掛牌上市的選擇,如此也會促成社會上更多創新創業的活動,產業轉型升級自然更為順暢,這也是值得台灣借鏡之處。

聯合/本益比低並非企業被併購的主因


2015-12-26 02:17 聯合報 聯合報社論


在紫光等中資企業來台參股形同購併的投資案中,國內有一派人認為:這是因為台股本益比過低,引來中資「侵門踏戶」,因此政府應設法拉高台股本益比,例如大幅降稅。此一主張,明顯是開錯了藥方,更是誤把高本益比當成經濟、產業強盛的象徵。
「本益比」是投資市場上普遍用來衡量投資是否划算的指標,其公式是:「付出的價格除以獲利」,得到本益比倍數。若在股市,就是以每股價格除以每股獲利。對投資者而言,本益比越低的股票越值得買,因為未來投資報酬率越高;但對賣方而言,則是本益比越高越好,因為這代表賣出的東西價格高。
然而,本益比並不是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投資標準,更不代表高本益比一定是值得追求的目標。例如,市場常見的極端情形是:過高的本益比,往往代表泡沫化與崩盤的前夕。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產業,市場給予本益比的評價經常不同;至於個別公司的本益比之天差地別,就更不在話下。在成熟的市場如美國股市,平均本益比大約在十五倍上下,過去一百年,美國標準普爾指數的平均本益比是十五倍,超過廿五倍就是長期空頭的起點;但在新興市場,股市平均本益比往往高達三十倍左右。
新興國家股市的本益比通常高於成熟國家市場,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新興市場整體成長率與爆發力優於成熟市場;其二,是新興市場法令規章較不健全,股市的投機性格遠高於成熟市場。當美股平均本益比高到廿倍左右,市場就高喊「居高思危」;但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印度、墨西哥等新興市場股市,本益比廿卻被認為「處於可進場低檔」,更別提中國股市的本益比竟可飆到六十倍甚至百倍了。
回頭看台股。早期台股的平均本益比,大概在三十倍左右,因為當時我們被定位為新興市場;近年則大約在十五倍上下,上月的平均本益比則為十三倍多。這樣的變化,除了市場漸趨成熟、外在環境變化(如陸股興起與「滬港通」的吸金效應)等因素外,更該注意的是在高本益比時代,乃是台灣科技產業風起雲湧、快速崛起的時代,正在全球攻城掠地。因此,當年的高本益比,其實更多是市場對未來成長與獲利的想像所給予的評價。
也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全球最強大、穩健的美國蘋果公司,本益比只有十一.七八倍,谷歌則超過三十倍,而至今獲利稀少的亞馬遜卻享有千倍左右的本益比。台灣最具全球競爭力的台積電,本益比也不過是十二倍左右,反而不如許多投機性高的中小型股。
由此以觀,產業結構與企業前景,才是真正影響本益比高低的根本原因。因此,企業界呼籲政府要設法改善台股投資環境,是正確的主張;但是,呼籲政府提高台股本益比,防止國內企業被中資或外資併購,則顯然開錯藥方。換個角度看,就算台灣本益比較低、體質精瘦,易於遭外人「綁架」,但這只是「結果論」;難道要為了避免綁架,就非要把自己「吃肥一些」?相較於過去飽受批評的高本益比、周轉率全球數一數二、成交值在全球名列前茅的市場,台股因漸趨成熟與理性而導致本益比下降,除了不方便股市作手炒作獲利,企業也再難享受低廉又得來容易的資金外,坦白說,未必全然是壞事。
無論是中資以溢價來台入股案,或是美光買下華亞科案,從市場角度看,代表買家判斷入股後對企業未來可帶來的獲利與綜效高於現有經營團隊所能創造的效果;企業硬是不賣,或者要提高本益比來嚇阻買家,其實無助於公司前景。華亞科不會因股價漲三倍就變成前景無限,但卻可能因為技術或市場的轉機或突破,而使股價漲三倍,道理在此。關於企業基本面與股價的因果邏輯關係,觀念一定要清楚。
撇開哪些產業、企業可開放讓中資入股的問題不談,我們贊成政府在不亂減稅的情況下,提出有效的政策,為台股挹注活水、拉高本益比;但切莫只把目光與焦點放在如何拉高本益比,而忘了為更根源的產業添柴火、尋轉機、加動能。硬從紫光扯到本益比,那是本末倒置、別有居心的詭異邏輯。

聯合/時代力量? 時代困惑?


2015-12-26 02:17 聯合報 聯合報黑白集


太陽花主力組成的政黨,取名「時代力量」。顧名思義,時代是標榜新面貌,力量則是標榜新價值。
時代力量的主席黃國昌,一直是太陽花的名片人物,在太陽花風潮中具有呼風喚雨的力量。他正競選立法委員,因傳出其岳父高熙治是在大陸投資農業生意的台商,遂陷於議論之中。
太陽花原本的面貌,是針對程序問題,反對「黑箱」。政府幾十場聽證會,這些人並未參加;但到了後來,卻成了反對服貿協議、貨貿協議及自由經濟示範區的鐵桿勢力。一場霸占立法院的行動,竟被轉移成為他們的反中仇中主張背書。今天國人看到的「時代力量」,只是扮演綠營側翼的激進攻擊手;要說這反映了什麼新世代精神,恐怕名不副實。
如果這個政黨代表今天台灣的時代精神,豈不可悲?如果這代表新世代的面貌,那真令人擔憂!
黃國昌的家族,其實是台灣社會的縮影。岳家是所謂的外省人,岳父是台商;我們不必強將黃國昌和他岳父扯在一起,正如也可以不必將朱立倫與其岳家扯在一起。黃國昌自辯稱「我們(與岳父)政治立場不盡相同,但彼此尊重」,他為何不能也對所有對服貿、貨貿、兩岸交流有期待的台灣人說「我們政治立場不盡相同,但彼此尊重」?
黃國昌的自辯破綻百出,甚至稱「岳父在大陸沒賺錢,不算紅頂商人」。又稱,他深藍的岳母「氣得不再投票給國民黨了」。如果這就是「時代力量」領袖的言語水準,試問:這反映了什麼時代的面貌、誰的新價值?
太陽花戰友妖西譏稱黃國昌為「收割王」。回顧這場曾令許多人熱血沸騰的太陽花運動,居然被一個雙面人玩弄於股掌之間,這豈不是時代的錯亂與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