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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報社論／時代力量會變成另一個台聯嗎？
◆ 聯合報黑白集／陳時中能負什麼責？
◆ 經濟日報社論／美總統選情牽動金融市場
經濟日報社論／美總統選情牽動金融市場
2020-08-10 02:00 經濟日報 / 經濟日報社論
近來，美國總統川普在防疫及「黑人的命也是命」（BLM）運動的應對上，令人失望。《時代雜誌》等媒體的民調亦顯示，民主黨候選人拜登民意支持度領先川普約達14個百分點，主要搖擺州的民調差距也落在5至6個百分點間，似乎揭示著美國白宮有改朝換代的可能，未來四年的美國經濟樣貌也將隨之改變。為此，投資人開始關注民調趨勢，並猜測當前溫熱的金融市場行情能否延續到選前或選後？
從過往經驗來看，共和黨偏向較低稅率、市場管制較寬鬆的主張，使投資人大多偏愛共和黨執政，整體市場氛圍亦傾向風險追逐，這也是過去幾年川普執政下，美國景氣熱絡、股價指數屢創新高的一大因素。反之，民主黨傳統的政策清單如提高稅率與勞工保護等政策，以及民主黨政府往往對經濟活動設下較多管制，多少削減了企業的獲利能力。於是，民主黨治下的金融市場氛圍向來較傾向風險趨避。要是再加上近年來民主黨內左翼勢力興盛，其主張的嚴格限制金融業營運、拆分科技巨頭、增加財產稅、課徵碳排放稅等「左翼新政」，或多或少都將為拜登所採納。不禁讓各界擔心，若年底由拜登入主白宮，則濃厚的政策不確定性是否會讓市場氛圍轉向風險趨避。
只是，拜登要勝選真的毫無懸念嗎？回顧去年底民主黨的總統初選，早早表態參選的拜登，起初民調支持度並不亮眼。之後趁著黨內左翼內訌，拜登成功收攏左翼派系的游離力量，再加上川普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失策、對 BLM 運動發表諸多爭議言論，導致傳統支持者流失。一來一往之下，拜登相對溫和的政治立場，便吸引中間選民支持，甚至得到部分不滿川普的共和黨選民投靠。由此可知，拜登現有的高民調支持率並不是本身條件有特別優異之處，而是因為他是中間選民、左派民主黨人及溫和共和黨人在沒有選擇下的「唯一選擇」。
換言之，倘若有外在變數導致投向拜登的引力減弱，年底選情也將出現變化，而這個關鍵因素無疑就是美國的經濟表現。
觀察二戰以來歷次美國總統大選，除去主動退選的福特總統外，僅有卡特總統與老布希總統未能獲選連任，兩人任內分別面臨著石油危機爆發，以及冷戰軍備競賽遺留的龐大債務，導致美國經濟遭逢嚴重衰退。也就是說，只要任內美國經濟表現穩定，現任總統多能順利連任。就此標準檢視，3月後疫情爆發所造成的經濟停擺、高失業率與恐慌情緒，或許才是川普民調節節敗退的真正關鍵。因此，如果年底前美國經濟能好轉，則「下架川普」的議題熱度就會減弱。
畢竟，在選民對川普減稅政策認同度甚高的前提下，若美國經濟重獲成長動能，種族衝突與貧富矛盾都將鈍化，選戰焦點也將重新回到經濟議題。如此一來，拜登就會失去「反川普」此一最大的選舉助力。當然，假使年底前美國經濟仍舊處於低迷，經濟壓力將激化族群矛盾並引發對立，那麼在執政績效成為川普最大選舉包袱的情況下，拜登贏得勝選也就水到渠成。
綜上，從近期賭盤預測拜登勝選機率達60%可知，年底民主黨重返執政已逐漸成為大多數人的意見，以至於目前金融市場投資人將總統大選結果，視為影響未來經濟表現的重大不確定性因素。但若選前美國經濟表現超乎預期，拜登看似篤定的選情也將一夕逆轉。例如7月26日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便預測，今年第3、4季美國經濟成長率將各達到20%，似乎代表有利川普選情的情境仍在。無論前述兩種情境何者成真，未來四年金融市場氛圍究竟是趨向趨避或追逐風險，還是得看選前三個月的經濟表現及其牽動的總統大選結果。
聯合報黑白集／陳時中能負什麼責？
2020-08-10 00:06 聯合報 / 聯合報黑白集
美日政要昨訪台，不受我國防疫規範限制，引發議論，陳時中說，若發生感染「我負責」。圖／指揮中心提供
美衛生部長阿查爾與日本特使森喜朗昨天訪台，原本是外交大事，卻因兩國入境者皆不受我國防疫規範限制，引發社會議論。陳時中說，美日政要可豁免隔離，因指揮中心規畫了「外交泡泡」，不會與一般民眾接觸，若發生感染「我負責」。
這句「我負責」說得輕快，但聽在民眾耳裡，不免質疑：「你能負什麼責任？」最近接連發生多起外籍民眾返國前後發現確診，指揮中心皆支吾以對，最後以未能查出確切感染源為由推託，甚至直接宣布「結案」。這種虛應故事的鴕鳥作風，誰會相信陳時中能誠懇負責？
為了外交而放寬防疫標準，絕對必須謹慎，不能心存徼幸而造成破口。試想，美日人員來台均非單槍匹馬，而是大批人員隨行，即使提出健康證明，仍無法排除潛伏期之疑慮。尤其美國是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已有五百多萬人確診，衛生部長應負極大責任。但此際川普政府卻派他來展現外交友好，大剌剌長驅直入；即使不接觸民眾，也將會晤不少官員。陳時中信口說「我負責」，除高估自己的能力和誠信，也作踐本國防疫標準，讓民眾感到不是滋味。
由彰化縣府與台大公衛院合作的「萬人血清抗體檢測」，最近發現部分民眾抗體呈陽性反應，甚至是「中和性抗體」。這顯示，國內確實存在「隱形感染者」。陳時中連這些現實都不敢面對，卻對「外交泡泡」大談負責，不怕戳破自己吹的泡泡嗎？
聯合報社論／時代力量會變成另一個台聯嗎？
2020-08-10 00:02 聯合報 / 聯合報社論
徐永明（右）涉入SOGO經營權收賄事件，導致時力爆發退黨潮。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時代力量主席徐永明涉入SOGO經營權的收賄事件，導致時力爆發退黨潮。連同去年八月林昶佐、洪慈庸等人相繼退黨，該黨已有十多名一線政治人物跳船，災情慘重。這波退黨潮固是徐永明涉及收賄所引爆，但其遠因則是該黨因路線問題陷入分裂，造成政黨發展不進反退。
時力成立的背景，是馬政府中後期連串「公民覺醒運動」的結果，和太陽花反服貿、反都更、大埔事件及洪仲丘事件都有直間接關聯。這些事件重創國民黨，促成政黨輪替，也讓多名公民覺醒運動主要成員合力組成時代力量，成了年輕集結的新興政黨。
然而，組黨後的時代力量，卻無法吸納並兼容這些不同公民運動的精神。太陽花學運植根於「反中」，反都更、洪仲丘和大埔事件則源於對人權和社會正義的關注，兩者雖在「反國民黨」取得交集，本質卻殊途。問題在，「反國民黨」及「反中」的果實被民進黨摘取後，接收「覺醒力量」的時力仍然奉守「反中、反國民黨」為主要路線，如此一來，當然使自己陷入窄巷。
組黨後，時力從未能擺脫「小綠」的質疑。民國105年(二○一六年)立委選舉，它甚至得靠民進黨禮讓，才拿下三席立委。時力雖然也會揭弊，以示對民進黨的監督，但其力道卻遠不如對國民黨的監督。以去年的國安私菸案為例，黃國昌把矛頭對準華航和國安單位，卻始終不敢向總統府發難。對於民進黨執政的諸多弊端，時力不是閉口不談，就是輕描淡寫帶過，所謂監督只是聊備一格。
但在意識形態這端，時力卻表現得「比民進黨還民進黨」。例如在媒體管制上，時力主張要消滅特定媒體，顯與民主國家對言論自由的保障扞格；對於民進黨假國安之名行侵害人權修法時，時力常提出比民進黨還要激烈的主張；對民進黨防疫的「雙標」作為，時力甚至不時推波助瀾。時力一方面要當監督執政黨的在野黨，監督卻經常放水；一方面主張公平正義，但一遇統獨的意識形態，就把公平正義拋諸腦後。目標不清，行徑取巧，正是時力的寫照。
去年時力爆發的第一波出走潮，引爆點就是路線之爭。時力「留一手的監督」和「比民進黨還民進黨」，讓民進黨不滿，認為「小綠」對「大綠」的忠誠不足，更非可靠的「側翼」。也因此，黨內的「堅定小綠派」林昶佐、洪慈庸等人，才會陸續出走。時力的誕生，原本就是靠著民進黨從旁孕育，林昶佐和洪慈庸出走就算不是「西瓜靠大邊」，也只是「回歸母體」罷了。
說穿了，時力以「小綠」自居，意識形態與民進黨高度重疊，又無法扮演「忠誠的反對黨」角色，它能與藍綠政黨區隔的就只剩「清廉」的招牌。徐永明過去常以「反貪腐者」自居，如今卻不自愛地接受財團賄賂，這也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罷了。
近卅年來，台灣多次出現過標榜「第三勢力」的政黨。從早期的新黨、親民黨、台聯，到近幾年的時力和民眾黨，時力算是黨內菁英的自主結合，而非由其他政黨分裂出走的一群。時力的成員多出自社會運動，能直接訴諸民意，本應最有機會打破傳統政黨包袱，走出不一樣的政黨發展之路。遺憾的是，時力緊抱「反中」意識形態的結果，淪為「大綠」民進黨的側翼，漸漸步上了台聯自主性不足而沒落的後塵。奉李登輝為精神領袖的台聯，成立初期也曾有過若干年的光輝歲月，但路越走越窄，如今在政治上已無足輕重。
時力不分區立委王婉諭說，這次危機是時力深刻反省的契機。問題是，它如果仍以扮演「側翼」和「小綠」為滿足，而不思索監督掌權者的偏頗不公，不積極捍衛百姓權益，其衰敗已可預期。有志扮演第三勢力的政黨，均該以此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