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之眼】修《優生保健法》 要守穩本土需要與價值
2020-12-10 09:52 聯合報 / 楊穎超／銘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衛福部與社會團體在討論《優生保健法》修法時，應考慮注意照顧弱勢、符合本土需求、著重保護小朋友的權利。圖為示意圖。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衛福部將對《優生保健法》啟動更名與修法。在修法部分，政府說因為《優生保健法》第 9 條第 6 款但書明定，終止妊娠需配偶同意權，為符合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因此擬修法終止此同意權，並將找支持與反對的團體討論溝通，希望取得社會最大共識。
在國內西方價值至上，相關思潮卻在國際迭遭反思的大勢下，我們希望衛福部與社會團體在討論時，能考慮以下幾點：一、注意照顧弱勢；二、符合本土需求。著重保護小朋友的權利。
照顧弱勢：「公約」是人權主張的一種，而人權實踐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照顧弱勢、追求西方價值裡的平等。在本案中，我們應該先問：誰是弱勢者？目前說法多把女權相對於父權的弱勢論述拿出來用，所以出現「自己身體自己作主，別人憑什麼替你決定你身體」說法。但此說忽略了這個爭議不僅是伴侶的決定權，更重要的是胎兒生命權。
論者或許認為，還在母親肚中的孩子，應稱為胚胎，他們無法思考、不可能為自己發聲，不能作為權利主體。這有點像廢死邏輯：犯罪者即便惡貫滿盈，但畢竟還是能表意、活生生的人，仍有其天賦人權，所以必須給予尊重，而受害者已經死了，權利無法行使，不在受照顧之列。
此等邏輯是否經得起台灣社會價值判斷姑且不論，但由於我國民法第 7 條已規定：「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此次修法意義其實也包括人權論述中的基本權衝突問題：胎兒生命權與女性身體自主權的對抗。一般來說，多一個人商量，總是多給胎兒一個活下去的機會。一個是胎兒生命，一個是女性自主，哪個更弱勢？這個社會到底更該保護何者？關心此議題者不能思想怠惰到只推給父權結構。
本土需求：近年來，台灣出現西方個人價值壓倒一切的聲勢，遺憾的是，連反對上述價值的聲音，也大多來自於西方宗教力量的動員。台灣社會失去了文化自信與自我主張的空間。令人好奇的是，我們號稱多元社會，本土文化裡有沒有足夠的思想厚度，給許多沒那麼信教的人，發展自我看法的機會？
此外，面對少子化，西方拿不出辦法，我們社會能不能解決自己的困境？相關修法其實都是給我們發展思考的機會。政府面對這些困境，必須負起責任，不能裝成一個無辜的裁判。
當然我們也不能不食人間煙火。許多支持拿掉配偶同意權的聲音，是看到一些案例，發現家庭組成分子不能盡責扮演其所被賦予的角色，這是個人主義當道下的必然發展，法律勉強這些人湊在一起，也確實有造成更多不幸的可能。但我們認為，政府角色應當要引導社會穩定的價值，在支持反對之間，用什麼理由都具有教育功能，不可不慎。修法是否仍以支持幼小生命權為主，而准許女性身體自主的例外情況出現？或許是值得思考的方向。
